亘 古 老 梅 香 艳 浓

——记金山丹青高手龚承先

王娥香

如果说无论谁来编写二十世纪的中国绘画史，潘天寿先生都是一位不可不占大篇幅的领军人物的话，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绘画史的编写中，他的学生——如今耄龄的龚承先先生就不能不如同他的恩师所寄望的也占有相当的篇幅，成为二十一世纪国画领域的翘楚之一。他是板桥画中的翠竹，咬定青山不放松；他是悲鸿卷中的骏马，驰骋画原不停蹄；他更是放翁诗中的亘古老梅，寂寞桥边暗香浮动，春寒料峭中怒放新花。他，是梅的精魂。

——题记

2007年隆冬的金山,仍如以往的银妆素裹,然缕缕梅香不时从新疆阿勒泰地区二中退休教师龚承先老人的雪香斋里飘出。暖冬的阳光洒满龚老的客室。正墙间悬挂着六尺红梅巨幅——《春花雪月交光夜》，这是龚老最新获得中国国学研究会举办的“中国国学杰出贡献奖”《孔子金像典藏》“金奖”的作品。面对此作 , 八十六岁的龚老，银丝满头,苍容中流露出让人易于捕捉的欣喜和激动。“沉默寡言是艺术家的天性。”而此刻一向闲静少言的龚老却侃侃聊叙起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人生。

一 梅缘

1921年12月，正是腊梅怒放的时节，龚老出生在湖北省谷城县乡村里一个普通的教员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兄弟姊妹共六人。虽然这不是一个世传的书香门第，但他的父亲龚仁山是读书人，又是为人师者，在全县乡里小有名气，书法更是名闻全县乡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他的父亲总是无偿的替亲邻们执笔写对联碑文等。

他的外公是个很爱书画且极富收藏之人，因而他母亲李贞的工笔画、刺绣也都很好。外公影响了母亲，母亲又影响了他。龚老不无深情的说: “时代变迁了，光阴流逝了，母亲的工笔画《丹凤朝阳》却清晰的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记忆犹新，至今难忘。”

缘于父母的影响，龚老幼小的心灵很自然地就迷恋上了书画篆刻艺术，且矢志将来要当一名艺术家 。父母双亲很高兴他年幼就有大志，故而也很支持他。

如今追溯他的书画、篆刻、诗文的源头，可以说是幼承家学，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

问他为何喜欢画梅，龚老回忆说小时候父亲喜欢梅花。常听父亲说梅为花中魁，傲骨铮铮，独放幽香，做人应有梅的品格。那时家中收藏了梅花四条屏，每幅画的梅枝上都有两只八哥鸟，因为字画太久了，装裱有些破损，他就试着用宣纸给它补，补好后照着它的旧痕再用笔墨重绘，没想到他的修补作品不仅没有遭到批评，相反竟受到了父亲的表扬。他的父亲向来是个严肃之人，这一表扬给了他极大的信心。父亲更是激励不已，家中纸墨由他随意涂鸦。母亲也经常指导他临摹介子园画谱上的梅花。从那时起，冬雪里家门口梅花绽放的奇景和红梅不畏寒霜的品格都令年幼的他对梅花独有了一份与日俱增的钟情。

在他八岁的那个夏天，全家人到舅舅李守智家做客。舅舅将外公收藏的几大木箱古字画抬出来给父亲看。年幼的他虽不懂那就是艺术，但他的眼睛和心都被画面上那些山山水水、人物花鸟给吸引住了，不由得说了句：“要是我能画出这样的画多好！”没想话音刚落地，父亲就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世上无难事。只要有恒心和志气，什么都可以办得到。作画并不难，你若坚持画，会画的比他们的更好。”或许就是父亲的这句话，奠定了龚老学画的恒心。

从此，他就这样与书画结上了不解之缘。

他临摹课本上的画，给同学们在本子上画，有时乡亲家门上的红白喜事对联也由他来代替父亲写。十岁时他就在家乡小有了名气。

 

按理这是好事，可他的父亲此时却有了几分担忧。因为旧社会画家很穷，社会地位很低，别人看不起，认为是雕虫小技，没有多大出息。父亲虽不反对他画画，但也不希望他以此为生，然而幼小的龚老却如痴如醉地暗下了决心：将来就是要饭，也一定要画画。的确，这个决心坚如磐石，他还真的一辈子都没有动摇过。

小学时，他的二姐龚列贞反对他学画画。每回叫他吃饭，他理都不理，专心会神地坐在他家堂屋门前画对面山上的松树。二姐三番五次催，催得不耐烦了就大发脾气说：“你将来能指望它当饭吃吗?”后来在1986年二姐76岁寿辰时，他送她一幅《国色天香》中堂画轴，二姐高兴的说没想到小时候说的话还真应了验。现在年龄大了，老伴罗玉英也经常唠叨，他依然充耳不闻，躲进斗室尽情挥洒，肆意泼墨，怡然自乐。

是啊！漫长的人生，漫长的丹青路，那一幅幅画卷，那一樽樽奖杯，不都昭示着他当年立下的誓言吗？

 

二 梅寒

艰苦的岁月考验着这个年幼的画痴。

1937年小学毕业后,他同弟弟龚奉先，还有周兴斋、龚大本等同学一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离家乡很远的、有几百里山路的县城中学。那时恰值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武汉失守，日本军进驻武汉，日军飞机每天不定时地就来轰炸、扫射一次。

有一次，飞机撂炸弹、扫射之前，他们父子三人正在长鸣的警报声中和乱哄哄的人群一起向城外跑，待日机向逃命的人群投弹扫射时，他父亲奋勇的扑在了他和弟弟身上。待敌机离去，他们慢慢爬起，他看到了生平最惨的一幕：一个妇女的身体被炸成肉泥贴在了墙上。那一刻他亲眼目睹了残忍，目睹了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扫射后造成的家破人亡、横尸遍野的惨状。那一幕激起了他对日寇的仇恨，那一幕也为他日后立志要“扬我国威”奠定了思想根基。

后来在学校，他用毛笔书写墙报，每期的报头和插图等都是他一人主办。他的毛笔字和绘画在学校出了名。当时由于没有外语课本，他的外语老师陈松筠先生—— 一位刚从英国回来的华侨爱国者，让他协助一起编写课本，画插图，搞石印。这样的忙碌影响了他的学习成绩。转眼三年的初中就要毕业啦，咋办？考不上高中会让父亲失望的。还没考完的他就与龚大本一起租了一间民房预备补习数学，并且立誓：若考不取高中，就跳下大河淹死去。这家房东老先生是清末的一位贡爷，对他们很好，藏书很多随他们去读，也常在精神上鼓励他。在那个年代要实现愿望很不容易。武汉失守后，全省只剩下最后一所省立第八高级中学了，一百个考生中仅能录取一人，军政人员的孩子、有钱有势的子女……走后门的人很多。出榜了，平时非常关心他们的贡爷回来给他们报喜，他考取了前八名。前十名是公费的，他激动得跳起来——这下不仅不用跳河了，还为家里节约了一笔钱，可以让两个弟弟继续上学啦。

1939年他怀揣优异的成绩来到了湖北省立第八高级中学，作了一名“八高”的学生。在学校他仍旧发挥他的特长。课外之余和一位名叫黄兆三的老同学负责办学报——《八高青年》。因为当时湖北是第五战区，司令部离他们学校只有两三百华里。日本飞机穿梭轰炸，住宿条件很简陋，学习环境也很差，学生们根本无法安心学习。作为“八高”的学子，书读不进去，他心里非常不安。

1942年12月，已上高三的他见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大公报》第一版上刊登了国民政府要发起十万知识青年军和日军决一死战的消息，待遇也公布了——凡是初高中快毕业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可保送高一级院校就学。

走向成熟的他意识到国难当头，有国才有家——“读书不忘救国”。更何况当时他父亲已50多岁，母亲早在他读初中时就已故去，家中经济非常困顿。作为家中的长子，他觉得要想救国救家，当兵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便和龚大本等几个要好的热血青年约定去当兵打日军，他决心效班超投笔从戎，学岳飞尽忠报国——不读书了。

他回到离校三四百里的家中给父亲说明了他的打算。父亲说：“你已长大了，国难当头，忠孝不能两全，有国才有家，去吧！”他得到了开明的父亲的支持。说来也怪，他与父亲都不信迷信，可那天父亲非让他去离家不远的杨四大庙里抽签不可。无巧不成书，他抽了一个上上签，上面有四句诗。其中一句大意是——天兵下凡要降妖。父亲看签后更是毫不犹豫的赞成。

就这样在老父亲的激励和支持下，他毅然报名参加了国民政府组建的知识青年军。当时他们部队番号是青年军204师，师长是覃异之。他被编在了612团2营6连。团长兰啸生，副团长兰介愚。他和其他参军的同学一起随部队的带领人从湖北郧县步行走山路到巴东县后又乘船到四川万县司令部报道，一路的跋涉他不但没觉得苦，而且沿途还激情满怀地在墙上写大标语——当兵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

在军营里，身为班长的他，军训之余仍旧办墙报、画画、写标语,他用画笔来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以激发士兵们对日寇的仇恨。

1945年5月的一天 , 受训三年的204 师全副武装准备南下湖北恩施一带与日军决一死战。谁料正待他们全师整装待命，欲赴疆场时，天还未亮, 就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顿时全师官兵欣喜若狂，无鼓无锣，他们把碗、盆都给敲破了，也不能尽狂喜之情。

日本投降了，根据参军前的约定，他可按志愿被保送到高级学府就学。没有在疆场为国效力，却赢得了一次选择人生的机遇。副团长兰介愚因爱好书法，很器重已被提升为副排长的他，劝他放弃升学学习,在部队继续干，并允诺他可继续提升。

何去何从？思来想去，他最终选择了上大学。他在报名表上毅然决然的填上了他心仪已久的杭州国立艺专（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

1946年初国民党第一批保送上大学的名单中无他。他去贵阳在青年军高中班等待第二批。

1947年六月间，他在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第二批保送上大学的名单中找到了他的名字。

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收到要他去南京办理保送入学手续的通知书的同时，他又收到了弟弟龚奉先的一封家书，说父亲已去世一年多了。老父亲早已病故的噩耗令他心痛如刀绞。想起这几年，既没有为国尽到忠，又没有在家尽到孝……他跑到高山上面对家乡放声大哭，流泪读了自己给父亲写的祭文。他一向将儒家的忠、孝、仁、义、信、礼、智、勇看作生存的哲学，想到孔子说的“三年勿改予父之道可为孝矣”；想到过去在那样困窘的家境下父亲还教导他们兄弟三人要读书，并且说过“三代不读书，如同一圈猪”……痛定思痛，他发誓一定要读书学画，以求完成父教的誓愿。

1947年6月在由重庆到南京的行途中，他坐在优待青年军复员军人的客轮三等舱里，极目饱览抗战胜利后祖国大江南北的秀美景色，尽情挥毫画写两岸的壮丽风光。后来他就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幅国画山水《壮丽山河铁铸成》和一幅长卷《大江南北皆丽日，长城内外尽春风》。

1947年9月。他拿着国民党教育部胡适盖章的保送书到中国最高艺术学府——杭州国立艺专报了到，注了册，自此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真正的书画生涯。

就学后，年少时的惨状让他深深觉得中国的画家首先要植根于自己民族的艺术土壤中，传承并发展自己民族的绘画艺术，以扬我国威，于是他主攻了中国画。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学，同时书法、金石篆刻、诗文也样样兼并。

他终日沉浸在国画中的山水、花鸟、人物里。他是班里态度最端正、学习最勤奋、家境最贫寒的学生。别人逛西湖看美景，他赏西湖画美景。这是因为一来他爱画，二来他无钱。大家都知道他是穷学生，冬天的棉被还是弟弟向地主借了三斗米买的，秋收后要还地主一倍的米。由于父母的早亡，家中淹蹇。身为长子的他深知弟弟妹妹的艰难，从此他再不向弟妹们要一分钱，他发誓要自力更生。当时杭州人喜欢仕女画，于是为了生活，为了学习，课余时他就画这种画卖钱，以画养画，维持着他艰难地求学岁月。他画的工笔人物仕女画很受欢迎，经常是画未完成就先得定钱。他也因此而小有了名气。

黄宾虹先生每次上下课都是由他接送，所以恩师经常将他留在家中边吃饭边谈画 。黄老家中收藏的许多古字画给予他很大的激励和启发。此时他开始多次参加杭州市书画展览。现在幸存的唯一的一幅学生时期的梅花作品《春风吹梦过江南》就是当年参加画展的作品之一。此作赢得了黄宾虹先生的赏识，还蒙黄先生在这幅画上题词道：“煮石山农以胭脂点花瓣，写梅一变宋人画法，承先学兄，此作近之。”恩师以此来勉励他。

那时得到恩师赞许的他，信心满怀地为自己取笔名为“白轩”，意思是天快亮了，白日射窗棂，希望将至矣。但是天不遂人愿，那段岁月却极其漫长，虽然是公费生，吃不发愁，可是穿衣，特别是购买文房四宝的费用从何而来？他无法摆脱纠缠着他的贫穷。

在极为艰困之时，有一位姓陈名佩秋的女学长成了他生命中终身不忘的一位恩人。她是当时国民党内一个高级将领（抗战胜利后告老退休了）的女儿，家境很阔绰。由于同情他的贫穷，加之很欣赏他的刻苦和才华，于是就像大姐姐一样主动地帮助他，亲自将他的画案也搬到山水画教室紧挨着她的画案。不仅和他在一起探讨书画技法，给予他精神上的鼓励，而且还常常在生活上接济他。让他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没被交迫的饥寒所吞噬。他感恩不尽，视她如同亲姐姐。冬假她要回家探亲，临走她把一箱子袁大头以及其他的贵重东西一并交给他保管。受人之托，得人之信任，他当时唯一有的就是感动，丝毫没想着借此来济困。

1947年的冬天来了，他下决心战穷。

夏日的杭州，尚是人间的天堂。冬日的杭州，龚老痛楚的说——那简直是穷人的地狱。

冬日的杭州冰天雪地，阴冷潮湿。他说他第一次尝试了穷人夏日易度，冬日难熬的滋味。由于经济困顿，无御寒之冬衣，以至于有一次作画时手脚冻得冰凉，心中几乎无热血循环，心都被冻得阵阵发痛，跺脚搓手都无用，无奈他撂下画笔赶去看望一位得了肺病的名叫杨成寅的同学，没想杨成寅同学看他穿得那么单，就让龚老穿他的大衣，那件大衣真算是救了龚老的命，自此杨成寅成了他此生不忘的又一位救命恩人。

1948年底，解放前夕，由于特定的历史现状，国立艺专国民党区支部书记随国民党应变逃走时，把他推选为新书记。他不干，无奈之下他就置之不理，什么也不干。没想到这竟成了他日后不幸的导火线。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了。由于他是国民党时期的公费生，因此公费待遇也就随着国民党的瓦解停止了。这期间幸好有学长陈佩秋资助了衣食皆忧的他。直到9月升学了，他又有幸享受到了共产党的公费待遇。此时学校也进行了重改，国画系与油画系合并为绘画系，他又开始认真学习油画、水粉、素描等多种绘画技法。勤奋聪慧的他被班主任彦涵老师任命为班长。

求学三年间，虽说受了不少苦，但这是他人生的黄金阶段，是他艺术生命的黄金阶段。他有幸做了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黄宾虹、吴茀子、诸乐三等名师的弟子。直接受业于多位著名画师，这让他如鱼得水。由于勤奋和聪敏，致使他深得恩师们的喜爱和栽培。恩师们的教诲，加之他自己大胆探索——将多种技法与中国画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因而三年的求学生涯为他一生的绘画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本功底。也就在此时他开始大胆追求个人的绘画创作风格。

在解放前，每次恩师授课，他的画案边围观的同学最多，因为恩师们最喜欢在他的画案边作细致的点评。“白社三友”（ 潘、吴、诸）还曾合作一幅“梅、兰、菊三君子图”贻予他。吴先生题款曰“寿先生写兰得空谷心，老乐画菊有傲霜骨，余补梅则取其出世姿，三人游戏之作实有致意存焉，承先同学嘱为足成。”并题吴谿既盖了印章。后来在他就要毕业离校时，他与同学林锴去看望潘天寿先生，潘先生赠《墨兰》轴给他且题词道:“芳菲菲兮袭予，承先贤弟鉴可，庚寅初暑寿于西湖映碧筠居”。此画一直被他视作珍宝，逢年过节才悬挂于厅堂。1986年陈佩秋学长见过此画，当时她说如果将来这幅画要脱手就一定与她联系。1997 年，过古稀之龄的他患重病。他唯恐自己一旦古去，老师的墨宝落入平庸者之手，于是急忙同学长联系，没想到陈佩秋学长已去美国看她儿子了。无奈之下他只好速将此画转卖到了一位识宝者的手中。前几年恢复健康的他一直想再用高价将恩师的墨宝买回，捐赠给恩师纪念馆，但始终未能达愿。

1950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的他，作为该校解放后的第一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接受组织分配的学生，来到自己选择的上海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工作。满腔热忱的他认为新华书店是宣传马列思想的不败阵地，他可以多读书中书、多创作。当时又恰逢抗美援朝之际，工作之余他以一腔热血敬绘了大量的马、恩、列、斯、毛等革命领袖的油画像和宣传画，由新华书店推广科负责将这些作品售出后的所得款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同时他还把橱窗作为宣传阵地，用宣传画、漫画、油画来激发人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志。

1951年他由王大进同学介绍参加了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可以说在全国已有了点小名气。当时华东各大新华书店的牌子都是毛主席亲笔题词的，因为字体太小，领导就安排他临摹放大，再用复写纸复写，然后发给华东各省市县的新华书店做店牌。

1951年底他被送到刚刚成立的校址在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参加政治学习，原因是他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部队，被选为过“新书记”。对此他向学校作了如实的交待，当时学校也没作出任何结论就将此事搁下了。

1952年二三月间，新疆军区司令王震向华东要一批各行各业的援疆干部，他作为艺术人才被抽派到新疆，来支援边疆建设。临走前他专程从上海到杭州去与恩师们辞别，已到耄耋之年的黄宾虹老先生无不充满爱惜的挥笔书写了一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行书立轴送与他。他把恩师的关爱和激励一并打入行囊 ，踏上了他人生又一个茫茫的征程。

1952年7月，历经四个月才到乌鲁木齐的他又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被阿勒泰军分区政工科的领导郭固同志要到了阿勒泰。从此他就扎根在了金山脚下，作了一名金山之子。

因为他是带着工作职位过来的 ，所以领导征求他的意见说：“在部队工作，如果发工资，就是雇用。如果当兵的话，就算是参加革命工作，不发工资。”当时他也不顾家里弟弟妹妹们的生活，紧抱着一颗爱党之心就选择了当兵，在军分区政工科专搞美术宣传工作。为部队干部开大会时布置会场、写标语等。

讲来也令人啼笑皆非。说的是搞美术宣传工作，可哪有美术工作？当时他被安排住在俱乐部化妆室里，白天给放映队写海报，上街张贴海报，晚上就让他卖电影票。要他写海报、贴海报倒不必说，还让他来卖电影票——他想不通，就向俱乐部主任提出：“阿勒泰难道连一个卖电影票的人也没有吗？还需要千里迢迢调一个专门从事美术专业的人来卖电影票吗？”主任以权威的口气教训他说：“干革命工作，组织上要你干啥，你就干啥……”他没有说话，憋了一肚子怨气就走了。

1954年春，要加强地方党的行政领导的工作，他因为擅长书画而被调到了地委宣传部搞美术宣传工作，给他了行政级别并定为行政16级。他接受的第一个光荣任务是用毛笔书写中共阿勒泰党政机关的牌子和地区银行、财政、新华书店以及各县党政机关的牌子等。

当时他全身心的拥抱着一个崭新的时代，憧憬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为自己能参与一个新时代的开创建设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更为能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华投身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业中而兴奋不已。

他说他是人民的儿子，人民让他到哪儿他就到哪儿。他从没有任何怨言。

当年五月他就深入牧区宣传党的牧区政策，同时体验生活，收集素材。首次用色墨调和着自己对边陲的深情创作了一幅油画初稿《太阳照在阿勒泰》，刊登在《新疆画报》上。接着他又创作了两幅作品，一幅标题仍然是《太阳照在阿勒泰》的大幅油画，另一幅是中国山水画《克兰河水非无浪，阿勒泰山亦有春》。他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祖国边陲的喜爱之情和赞美之意。

1955年春他把两幅作品寄到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当年新疆还没有美术协会），经评选上拟送去参加全国美展。同时又收到了石鲁先生(当时是美协西安分会主席)亲自寄来的一份介绍他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申请表，他把表填好后及时寄给了石鲁先生。这时他与军分区文工团一名女演员自由恋爱并经地委第一任书记何家产同志批准结了婚。婚礼是在地委会议室举行的，由当时地区杨烈光专员亲自主持。阿勒泰各单位的领导和他相识的同志都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可谓热闹非凡！那一刻他想他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工作和婚姻双丰收，有了理想工作的快乐，又有了新成立的幸福之家的美满和温馨……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幸福在他身边竟然停留的那么短暂。

正当他一个二十多岁青年人处在人生黄金时代的时候；正当他雄心勃勃、满腔热情地深入哈萨克族牧区人民生活的时候；正当他宣传党对牧区各项政策同时收集绘画创作素材的时候；正当他以极大的激情创作了大幅油画《太阳照在阿勒泰》和国画山水《克兰河水非无浪,阿勒泰山亦有春》的作品并被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评选上得以参加全国美展的时侯；正当一个充满阳光的天地展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正当他抱负满怀、信心百倍地欲在洒满阳光的艺术大道上迈步奋进的时候， “肃反”的政治运动如同疾风骤雨般无情的向他袭来。

1955年7月他被编入要接受肃反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行列，被抄家，被迫和新婚妻子隔离，经过了几天的批斗后，又被迫关在地委一间小房子里“自我反省”，时间长达一年之久。

1956年组织给他定为“历史反革命”，虽然没有戴帽子，仍然工作，但给予了行政降级处分，原16级降为19级。

1957年，在反右派的声浪中，新婚的妻子实在不能忍受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就向组织反映他有右派言论，说他对组织的处理口服心不服。当时组织上并没有把他当右派来反。

1958年组织上把他下放到红墩带着工资当农民。将近一年他什么农活都干过。踏实认真，能吃苦耐劳，深得农民的好评。

1959年春，由于十年国庆的需要，他被调回地委参与举办大型庆典活动。半年内他不停笔的创作了六大幅油画作品。如：《伟大的友谊》、《铁水奔流》、《粮食丰收》、《草原上的春天》等，办展览时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作，不分昼夜，不出差错，自以为按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没想到国庆后组织上给他开了个总结会，实际是批判会，给他下了个“右倾保守”、“干劲不足”的定论。他是有冤也无处诉啊！

同年，为了将大炼钢铁的热浪再度推向高潮，于是，组织上就又下派他去大炼钢铁。结果不幸的是他的左眼被火星击中，因当时没能得到及时治疗而造成失明，至到今天，左眼已失明近五十年了。

1962年9月他在撤并机构，裁减干部的风潮中被下放到基层地区二中去任教。不过名义上是二中的教师，实际上仍是在地委工作。

1963年他随同地委领导下乡搞社教。同年他经人介绍与地区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结了婚。然而新婚的甜蜜还没在口中融化，组织上就又以他是历史反革命为由，强迫那名深爱着他的女医生与他离了婚。当时女方已怀孕，被拆散后女方因堕胎而生病，后来医治无效含恨离开了人间。

一段美好的爱情就这样凋零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就这样将他又一次成立的幸福家庭再度击碎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茕茕独立的他只有用泪水来祭奠他生命中的这位女人，只有用泪水来祭奠他生命中这个未经出世就夭折的孩子，他只有收拾这些残破的碎片,将他们深深地珍藏在自己早已是千疮百孔的心里。

1964年在乡下参加社教时，领导让他编绘贫苦牧工的家史以进行社教展览。他将一位牧人的母亲所经历的，非人所能承受的苦难一并融起，编绘成了连环画——《苦难的年代》，结果在展出时，全场观众不分民族，都失声痛哭。领导们都没有想到他的画能有这样强的感染力。

1966年后，他又因曾被选为“新书记” 一事而卷入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自此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更是让他没能幸免掉任何一场大大小小的政治风暴。在“只准无产阶级造反，不准资产阶级翻天”的浊浪中，政治狂飙无情的将他卷起又抛下，抛下又卷起，卷起又抛下……

1969年12月，文革的风暴正肆意的卷起。有一天来了两个穿黑大衣的造反派。他又被莫名的抓了起来关在看守所里。第二日提审时他才知道——这两人是从他的母校浙江杭州美术学院来的，他们为调查潘天寿的历史而来。他们让他交代和潘天寿的关系，让他揭发潘天寿的反动历史问题。本已受无情风暴摧残的他此时得知恩师也正遭此磨难，早就伤心不已，愤恨难平了。面对造反派的无耻，他故意说：“我和潘天寿是师生关系，除此以外无其他任何关系。至于潘天寿的问题我还真可以告诉你们……”他的话还没说完，那两个造反派便急不可待地催他快讲。他心中又好气又好笑，就故意慢条斯理地、一字一顿地说：“我——知——道——他是个好老师，没有——任何历史问题。”那两个人恼羞成怒地说：“你知道什么？你胡说！”他嘲讽地说：“你们既然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为什么还要不远千里来枉费心机呢？……”在半根稻草也没能捞到的气急败坏下，那两人上报地委领导说他真是现行反革命，是潘天寿的同党。就这样他因替恩师潘天寿做了没有任何历史问题的辩护受了三年的牢狱之苦。

在狱中，为了打发时光他就练书法。没有笔，就在他仅有的一件破羊皮袄上撕一缕羊毛绕在木棍上作毛笔；没有墨，就用他仅有的一袋牙膏代替，牙膏用完了就把每天给犯人送的定量饮水当作墨，没有纸就沾上水在地上和取暖的火墙上练字。在那个随时都能点燃导火索的年代，怕别人又抓把柄、做文章，于是他就专写毛主席诗词，这样既练了书法又泄了郁闷，两便宜，好的很。

就在此期间，他因身险囹圄不能作画，以至墨海结冰。为了不忘这段苦难，纪念这段苦难，他又为自己取号“砚冰”。 说到这些，龚老感慨万端：“那个年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欲哭无泪啊！造反派整人何患无辞呀！我为恩师坐牢不后悔，我坚信老师的人品，我敬重我的老师。别说是三年就是三十年我也无悔。”

正是他这种刚直不阿的个性和铮铮傲骨，因而在文革疾风中他的婚姻屡屡遭到毫无人道的迫坏。

1976年9月间他的再一场美满的、合理合法的婚姻夭折在了他人玩弄权势，发泄私愤的卑鄙之中。他只因没有同那个当权者给他介绍的女子结婚，他只因和另外一名不是那个当权者介绍的女子结了婚，结果遭到了非人性的迫害。他被那个当权者以做了“不合法”的新郎官的荒谬罪名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被永远开除教师队伍，他被勒令当夜下放到地区二牧场，交给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待把他押送到二牧场时，天已黑了，他被安排在五队接受改造。等他到了五队已是三更半夜了，队里一位同志就叫他先睡到队部办公室里，天明以后再做安排。那位同志走后，他还没睡就又进来一位同志，气势汹汹地要把他赶出办公室，不准他在那里——“走，你快走，哪里来哪里去……”他本来是憋了一肚子气的，可此时他强忍着心中怒气哀求那人，说深更半夜，又人生地不熟，请允许他在此住一宿。谁知那人无情的说：“啥也别说，你现在必须离开。”天哪！说了半天也无用，他只好离开办公室。

可是到哪儿去呢？

他漫无目的地走到了半公里外的茫茫戈壁滩上，不敢走远，就坐在一颗久经风霜的老树下。

塞外九月的夜晚已经很冷，刺骨的寒风又呼……呼……呼……地刮着，他将身子缩在一起以抵御寒冷。他没有睡意，睁大眼睛向四周张望。他知道牧区郊野特别是在夜里狼很多，真怕有狼来袭击。心里这样想着，没想眼前真的就来了一只大狼，他立刻毛骨悚然，这下可得要命了。

此时的旷野除了鹤唳风声，便只有他和狼了。咋办？狭路相逢勇者胜。他壮着胆子不动声色的看着狼，黑夜里的狼眼犹如两盏绿色的大灯，摄得人心悸。狼见他一动不动的盯着它，也就坐在了离他约有几步远的地方一动不动的盯着他，眈眈相向，他与狼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过去他也曾遇到过几次狼，都没有伤害过他，可这次结果会怎样呢？当前他手无寸铁，孤独一人，如果它真要视他为果腹佳肴，他只好送命一条，成狼之美了。

想到这里，他就又想起自己孤独一人，奋斗了这几十年，经历了那么多的沧桑苦难，历历往事已令人伤心，而今竟然又为了一桩人人皆有的婚事，遭到这样的打击和迫害，这究竟是怎样的世道啊！世道人心何其毒啊！尽管他也深知诗人、艺术家都有苦难的命运，尽管过去遭受不幸时他也想不通，有过想去当和尚的心愿。想那样可能会安静，可以静下心来画画，写字，可以学四大僧人的画家范样，既可达到他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同时又可以完成对先父发下的誓愿。可现在……人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真不容易啊！

树欲静而风不止……看来他的这部血泪史今天要画句号了——悲哉！

想到这些，他哭了。

狼就蹲在他面前，依然是绿色的光，摄人胆魄。要死很容易，死了喂狼吧！说到做到。他站起来就把头狠狠地撞在那棵老树身上，顿时就晕过去了。因为带着帽子头没有碰破，当时昏迷了，倒在戈壁滩上，没有死。

他迷迷糊糊的觉得父亲就站在他身边说：“承先，你怎么能这样轻生呀！当年日本鬼子用机枪扫射时，我用身子护着你们兄弟都没有死，我为什么护着你们，难道你不明白吗？爸知道你苦，可受了打击你就如此，爸难过啊！你要相信这只是暂时的，要相信乌云是永远遮不住太阳的，马上你就可以迎着火红的太阳生活啦！你的理想也会实现的……坚强起来，狼是不会吃你这样善良的、有追求的人的……好吧！我不多说了，我走了……”他在昏迷中大叫了一声：“爸爸，您别走！”可等他清醒后站起来向四周看去时，没有了父亲，也不见了那只狼。四野里空荡荡的，仍旧是鹤唳的风声围裹着他。

那天他就在戈壁滩上过了一夜。天亮了，他去队上报了到。

苦难的他竟成了一个连狼都舍不得吃的人。从此他对狼有了一种至高的感恩。1988年他花了几百元钱从牧民手中买了一张狼筒皮，加工好后挂在了自己的卧室里，把它做为心中的图腾来尊拜，至今如此。

各种艰苦的劳动相伴着他在二牧场度过了三年。他什么活都干过：挖大渠，砍红柳，拉梭梭柴，割芨芨草，打铃铛刺，种菜地，种瓜地……他事事都认认真真、任劳任怨的去干，他是当时农工中干活最踏实的一个。

1978年场部领导把他调到场部唯一的一所中学里，让他担任中学三年级的语文课和全校的美术课。他抱着不能误人子弟的宗旨，凭着当年扎实的文学功底和踏踏实实的敬业态度，吞嚼着岁月的苦涩在教学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教的这班学生50﹪都考上了中专和高中。他，赢得了领导、家长、师生的一致好评。

在此期间，他为场部机关大门口敬绘了大幅油画——《毛主席立像》，为俱乐部画了两幅大的山水国画。他把他对党的忠诚和对绘画艺术的迷恋精心植根在了他多舛的命运里。

仍是在此时，一朵玫瑰悄然地绽放在了他早已龟裂的情感大地上。夕阳中，在二牧场领导的关怀下，一位陕西女子罗玉英温柔的走进了他的生活，自此玫瑰的馨香慰籍着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罗玉英，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朵俏梅，成为了他生命中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斗转星移，虽说他似乎也感受到了透过云层的阳光的温暖。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暴风雨早已冲走了他的整个青壮年，已是而顺之年的他依旧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艰难的蹒跚在洒满人间悲愤屈辱和不幸苦难的泥泞坎坷的路途上。他读到诗人曾卓的一首诗。诗人这样写道：“我的心中有时干涸的像沙漠,没有一滴雨露来浇灌,我将嘴唇咬得出血,挣扎着前进,为了不被孤独的风暴所压倒”。逆境中的他时刻拿此诗来自励——不能被无情的风暴所吞噬。

的确，在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苦涩的岁月里，灾难催老了他的容颜，催垮了他的身体，但灾难始终未能磨损他对中国书画、金石篆刻的恋情，相反灾难却使他对艺术更加矢志不移。在坐监狱、蹲牛棚、挖厕所、拉大粪的时候，他虽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但他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态度始终不渝。

在那样阴霾的岁月里，为了抒发胸中的愤慨，他曾不顾一切的画了不少的画，写了不少的字。如在1975年底正当“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时，他画了一幅缺腿断背的《盘蟹图》并在上面题写道——“ 看你横行到几时”，这时他又画了一幅《风竹》并书写了郑板桥的《题竹石图》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同时还挥毫狂书了《疾风知劲草》、《飞雪迎春》等草书轴,他以此来借物咏怀。

苦难让他牢牢的记住了贝多芬的那句话——我要用双手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

198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山城，组织上给饱经苦难的他，纠正了冤假错案，彻底澄清了问题，落实了政策，他犹如枯木逢春终于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离开了二牧场，重返阿勒泰山城。

1982 年一心想弘扬国画的他，仍旧选择了人民教师的三尺讲台。他回到了地区第二高级中学，任职美术书法教师。课余他辅导爱好美术书法的学生和社会上的青老年爱好者，还有各县的美术教师，为阿山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美术人才。

回想过去几十年在无数次的跌打滚爬中摔的鼻青脸肿，甚至在死亡线上挣扎着，还以顽强的意志画出的不少的油画、国画和书法以及几大箱精装版古今中外名著和画册，还有当年黄宾虹先生送他的几幅山水画、写生画、书法等都被造反派洗劫一空，他无限悲痛。痛定思痛之余，他认真思索更觉得中国书画艺术与他最适宜，因而他如饥似渴的专心致力于中国书画、金石篆刻、诗文的探讨及艺术实践的追求，他立誓要把过去荒芜的几十年的光阴夺回来，要扩充和吸收新的知识营养，以提高自身的艺术水准和文化素养。

终于迎来光明的他以无限的激情挥洒起久已成砚冰的笔墨，在打倒“四人帮”后创作了第一幅《祖国万岁》的国画巨构，展现了伟大祖国正充满着人间春色重新走向繁荣的新气象，表达了他对伟大祖国的热爱。1984年打倒“四人帮”后，此画在新疆举办的第一届书画展览会上得到观众好评，并得了奖。获得半导体收音机一台。他又创作了《春风又绿》、《起飞——山鹰》（指墨画）和《奇花逾老逾精神》等国画，同时还篆刻了《扬我国风》《励我民魂》的闲章，他借此来畅流心中无法抑制的喜悦之情。

1986年，在新疆工作了三十年的龚老光荣退休，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作30年”荣誉证书和荣誉奖章。他为他一生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他并没有为自己的书画事业画句号，没有为自己的艺术追求画句号。

退休后他更是潜心于国画研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他一手抓传统，一手抓生活。年满70岁的老人，除了游历黄山有妹夫任凤祥陪同外，其余像桂林、漓江等都是他独自一人游历的。巴山蜀水、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亲临自然采风的足迹，1987年他创作的《黄山秋色》被编入《二十世纪中华画苑摄影大画册》，为金山抹了一笔重彩，添了一道辉煌。接着他又创作了《黄山天下奇》、《生花梦笔美黄山》、《秀水迢迢天外去，奇峰隐隐日边来》、《金山银水美人间》等佳作，妙笔不懈直到今天。

八十六年的岁月，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老人在平静中略带骄傲的说：“我之所以能在苦难中，踏着泥泞走到今天，秘诀就是——‘矢志不移’。记住——坚定了生活的信念，你就能看到明媚的阳光。”

是啊！今天梅枝间洒进的阳光多明媚。

  作者与龚承先先生合影

三 梅绽

艺术家是有国籍的，但艺术无国界。而今驿外桥边，寂寞独秀的梅不再是孤芳自赏，他已在争奇斗艳的画苑里总领着群芳。今天，86岁的龚老已不再是属于金山这方小小的沃土，他的艺术同梵•高、毕加索、齐白石、潘天寿一样，已经属于了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

如今他已是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终身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新疆分会终身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市场研究中心创作委员；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艺委会特聘一级书画师、终身荣誉会员；香港著名书画家联合会国际委员；东方书画家协会会员；世界书画家协会会员；国际美术家联合会新长征民族文艺传播中心特聘高级书画师；新加坡共和国新神州艺术院高级名誉院士、荣誉顾问、特聘高级书画师。……

近20多年来，他的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全国、省、市、地区各种类型的书画展览并获嘉奖。

国画《祖国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优秀国画作品征集活动”中被评为“优秀作品”且被编入《庆祝建国50周年优秀国画作品》（珍藏版）画册。

为迎接新千禧年到来，他以桂林山水为素材创作的有五幅姊妹篇的巨幅国画《秀水迢迢天外去，奇峰隐隐日边来》曾得傅京生先生好评曰：“形象生动，主题突出，构图精妙，造型准确，层次丰富，画面肌理被表现得沁人心脾，光感很强，有霞光照耀之美。作者以健康的思想情调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画面有一种清刚洒脱之气，撞人心肺，并且重要的是通过作者自己的艺术处理画面主题鲜明，思想内容深刻，是一幅注重美术形式，陶冶人的健康情感，提醒人的精神品格的精心之作。”此作被定为精品。

另外国画《黄山秋色》、《国色年年岁岁春》、《奇画有骨开愈秀》、《总领群芳是牡丹》、《卧龙吟碧潭》、《千峰竞秀，百舸争流》、《壮丽山河铁铸成》、《生花梦笔美黄山》、《日破云涛万里红》、《北国金秋分外媚》、《春花雪月交光夜》等被编入《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名作博览》、《世界当代著名书画家真迹博览大观》、《中华翰墨名家作品博览》、《中国书画作品收藏宝典》、《中华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典藏》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全国翰墨精品集》（纪念珍藏版等）。

篆书楹联《华夏有天皆丽日,神州无处不春风》；草书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等十多部书画册，有的选送日本参加书法交流大展并分别编入《中日书法作品汇观》、《国际现代书法集》，还有草书《邓小平同志祝词节书》等均获各种等级奖。

传略辑入《中国当代书画艺术家名人录》、《中国当代名人录》、《世界书画家铭录》、《世界当代书画篆刻家大辞典》、《世界名人录》等10多部辞书。他也先后荣获过“世界铜奖、国际银奖和金奖艺术家”称号，颁发了奖杯、奖状和证书。近年又经世界16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体联合审定特授予“世界书画艺术名人和最高荣誉奖”。

2002年经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艺委会评为“世界文化艺术交流与创作功勋金奖”。

2004年又被评为“当代卓有成就的艺术家”称号，颁发了奖杯和证书。

2005年9月书画作品被特邀载入《中华魂》，两幅国画山水作品获金奖并授予他“中华杰出的人民艺术家”称号。

2006年12月在中国国学研究会举办的“中国国学杰出贡献奖评选活动”中六尺巨构《春花雪月交光夜》和《生花梦笔美黄山》两幅作品荣获“书画金奖”，颁发了“孔子金像典藏”,并授予他“中国国学杰出贡献艺术家”称号、“中国金奖艺术家”称号及颁发了证书。

2007年元月，中国书画艺术家协会、中国国学研究会又授予他“人民书画艺术家”荣誉称号并颁发了证书。

现今，他的画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2004年3月在国际绘画市场经ISC文化艺术品润格认证：国画书法6000元——8000/平方尺。油画：30000——50000/平方尺（国外均按美元计算）。他的书画作品已被中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藏不计其数。

“梅花香自苦寒来”，几多辛酸才催绽开他今日的辉煌。

四 梅香

饮水思源。谈起龚老的艺术成就，他总会感慨万端、深情满怀的讲起他的人生幸遇。他说他的人生是不幸的，但又是最幸福的。在绘画的道路上，现代四位国画大师中两位就引领教诲了他。他一生都忘不了他的恩师——黄宾虹、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郑午昌、彦涵等艺术大师。他曾为自己取号“天虹”，就是为了感念黄宾虹和潘天寿两位恩师。那时潘先生在教创作课时，艺专学生中“不要传统，不要临摹，立志独创”的呼声很高。临摹传统就被看作是没有出息的钻死胡同。不仅学生这样看，有些老师也持这样的观点，而潘先生却坚持——学生的学习必须要在临摹传统方面，认认真真地、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这样方能取得造就之根基，不可耍小聪明，走捷径。 他很信服老师的这一观点，他说这就好比是画鸡蛋成就了达•芬奇，没有画鸡蛋的功底就没有达•芬奇的传世艺术。他听从恩师，注重临摹。在山水班教室里，他属于临摹技艺最高的学生之一。

他专攻国画山水，溯习明清及宋元大家。他深知中国山水画上下几千载，艺苑广如烟海，名家纵横百辈，自己能否登堂入室，即使竭尽平生之力亦未可知，但他毅然决然走自己的路。

无论寒冬酷暑，他总是日以继夜的挥毫书画。

有时他临摹一幅古画名作不下数十次之多，以至于他的运笔勾勒、皴擦点染、设色可达到与前人乱真的境界。他曾经临摹王石谷的一幅长达20多米的山水长卷，深得潘天寿先生的好评。临摹郑午昌的山水画乱真到有人说他的临摹作品就是郑午昌的翻版的地步。

他真切的记得有一次潘先生看了他的这幅临摹画后曾语重心长的说——做人一定要做老实人，但搞创作一定不能老实，要讲传统，还要有独创。师人之迹不如师人之心。这几句话让他终身受益无穷。他说这不仅让他明白一个画师所要遵守的画德，而且每次进行创作时，他就会想起潘先生的话。什么题材？什么主题？什么色彩？是泼墨还是写意，是淡彩还是浓墨，他都要做到胸有成竹，然后一挥而就。

“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由于有扎实的功底，所以他画画从不打草稿。大胆挥毫，随心所欲，就地生发，完成后再挂起来细究慢品，审视得失。当然画的结果有时也不能与思想上完全吻合，为了不断的超越自我，也为了日臻完美，于是他就再画一张，因此他的作品姊妹篇特别多。为迎接新千禧年到来，他以桂林山水为素材创作的，曾得傅京生先生好评的巨幅国画《秀水迢迢天外去，奇峰隐隐日边来》就有大小姊妹篇十二幅之多。

至此，老人也不无遗憾的说：“若我的恩师们在世不知会如何评价我的画。不过，若天随人愿，今后我还要在国画创作上超越自我，以不负吾师，不虚度此生。”

是啊！他吸纳潘天寿先生不入巧媚，灵动优美而又雄怪、静穆、博大的画风；他牢记潘先生生前的教导：绘画就是学古人要登堂入室，先钻进去，再跳出来，这样才能有自己的现实创作。因而他在绘画中特别注重个人风格的体现和时代精神的彰显。

他传承了黄宾虹老先生的遒劲有力，刚柔得中，虚中运实，变化多端的“变笔”绘画技法。他不忘黄先生“三更灯火五更鸡，有谁催我？”的执著与勤奋。他铭记黄先生“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艺术家用笔来赞美山水，就是用情来讴歌中华。”的艺术理想。

他作画大胆的将工、写、泼结合，把笔、墨、色相融。领悟和贯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念，提出“古为今用”是继承和发展，“洋为中用”是借鉴和利用的新主张。他将古典的与现代的，东方的与西方的审美性格、绘画技法和谐统一于国画创作中。他的画随意中见新奇。工、写、泼结合，；色艳而不俗，墨饱而不板。构图新巧，浑厚苍润，热烈奔放，笔墨酣畅，山水花鸟，奇险、沉雄、灵动，亦苍亦秀，亦真亦幻，妙造自然之态，天人合一，物我相融。他的作品凸现了个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早在学生时代的那幅《春风吹梦过江南》就颇得黄宾虹先生的称赞并在此轴上题曰：“煮石山农，以胭脂点花瓣，写梅一变宋人画法，承先学兄，此作近之。”

他的书法幼承家学，进而以颜柳正楷为根基，行书学王羲之和智永，草书专研“颠张醉素”又旁及明王铎等笔意，因而形成一种平和恬淡，洒脱奔放，自然含蓄的书风。“书为心画”，他的书法疏狂而不怪，气势磅礴，清刚洒脱之气撞人心扉。1980年阿勒泰飞机场建好后，为挂牌题名在全疆范围内征字。最后他的书法作品“阿勒泰”独得青睐，被选中，如今仍旧高悬于阿勒泰飞机场上空，熠熠生辉。

他的刻印吸取秦汉玺印的古朴之意，得皖、浙两派之精英，从吴昌硕印中悟出“分朱布白”之理，再参入齐白石凌厉、强悍、刚劲、奇雄之刀法，追求“取法乎上”，平正雄朴的风格。

他说他很佩服杜子美做诗的决心——语不惊人，死不休。想必他作画、刻印、书诗时也有着与子美同样的心境吧！

正是由于他孜孜不倦的追求， 因而今天在书画艺术的长廊里，他的书画达到了审美高深的艺术境界，形成了清新隽永、情景交融、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个人书画艺术风格——妙得中国画将已失传的诗、书、画、印四合璧之趣 ，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

在岁月的河流中，执著的他成为了一代具有开拓性的国画家。

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人品学养的典范；一幅真正的艺术品应该是创作者崇高人品学养的写照。

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龚老始终不忘将自己的人格与画格，人品与画品密切相融。他说：“只有当一个艺术家的道德、修养、境界、情感、艺术、气质和技艺都达到高水平的和谐匹配时，方能创造出真正的具有永久价值的作品，方能成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最高代表，泽被后人。”他把“崇高的人品”看作是一个真正艺术家终身恪守的操行。他的作品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家乡、 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无不流淌着一个永恒的“爱”的主题。

“一双冷眼看世界，满腔热血酬知己”他始终恪守着“热心、冷眼、傲骨、痴情”的处世之道。

在艺术人生中，善良、智慧、勤奋的他既不媚俗，也不以欺世的外表、入时的手段去争当艺坛名人；他不因一时的娇小而自惭形秽，也不因高松润柏而妄自菲薄；他既不因狂风骤雨而俯首折腰，也不因点缀春光而骄矜自诩。他只想在艺术实践中踏踏实实，只求通过各种艺术手段使作品折射出自己的人格灵魂，从而达到神遇而迹化，物我两忘的境界。

的确，青山秀水可见证——他就是这样不忘在峥嵘的岁月里，不失心中一片天，用手中丹青默默耕耘着胸中那块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爱生活的肥沃心田，修身养性与时进，怡然自乐求创新。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他深情创作的大幅油画《太阳照在阿勒泰》和国画山水《克兰河水非无浪，阿勒泰山亦有春》深得石鲁先生的好评。他以此来表爱家乡之情。

1998年8月在抗洪救灾中，他将书画义卖所得全部捐献给灾区人民以表爱祖国之心。

他用一生的智慧，一生的豪情耕耘画坛，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为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唱着赞歌。坚挺有节之竹、经霜不落之菊、耐寒早花之梅、幽谷独芳之兰，常是他画宴上的座上宾。他的书画作品彰显了他将人格价值与艺术情操完美结合的艺术理想和人生追求。

如今纵观龚老的艺术人生，可以说梅是他艺术生涯的引路人。而今他85岁高龄拈管挥洒的获“2006孔子金像典藏金奖”的六尺巨构《春花雪月交光夜》更是将他的艺术人生推向了顶峰。

“何处今夜无明月，唯有中华月最明”，这一朴实的诗句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代老艺术家对民族绘画艺术的无限深情，感受到了一代老艺术家对泱泱中华的无限深情。皎洁的明月，怒放的红梅，唱响了他艺术人生中人格与画格的主旋律。

《今生与梅有旧盟》——这是龚老早年篆刻的一枚闲章，为了这一旧有的约定，饱经沧桑的他就这样用手中丹青绘竹表节，画石喻志，描梅释怀……从容的走在以画为乐、以画为寄式的艺术人生的道路上。

今天，他这一颗亘古老梅终于在春寒料峭中怒放新花，为什么？这正是龚老对祖国、对生命、对艺术、对生活执著热爱的无言昭示啊！

回首龚老的一生，让我想起放翁的诗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是的，生命中流变的是岁月，是容颜，然而永远淡不去的是龚老人格与画格中溢出的梅香。

峰高无坦途。漫漫人生路，甘苦几人知？三程风雨一程晴，龚老这棵亘古老梅，就这样始终坚守着这一份执著，独放他浓郁的芳香。他为民族而绽放，他为民族而溢香。遥想来年，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定会在万花丛中微笑。

谁言梅花开尽人未知？谁道梅花怒放无人赏？

金山，银水

——永远敬仰这位以寄托民族绘画为生命的老艺术家。

临收笔，献上笔者感怀而作的曲一首，以表为龚老迭起的敬意。

凌波仙•永世芳

瑶池玉液调彩浆,师古开今落墨香。轻拈斑管即见清刚，挥毫泼墨又彰显疏狂。妙得梅朵儿铮铮骨，透出砚冰永世芳。怎不，欣逢盛世名远扬？

初稿2007年2曰5日于金山脚下

跋：春到山城，催绽了路边如霞般怒放的榆梅。86岁的龚老因膀胱结石手术又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历经四个月断断续续的采访，此时我已不知该用怎样的语言来描述我封笔时的心情，我更无法推测读者劳神后掩卷时的情思。

本人才疏学浅，对绘画毫无研究，更无高深的资历，所以只能站在情感的边缘来浅评龚老及龚老的书画艺术。

龚老曾让我将他与名家大师相提并论的句段全部删去，以为不妥，我没有奉行。今天，掩卷的你或许也会认为我将老人与潘天寿、齐白石、达.芬奇、梵.高等世界级画坛名人相比肩，有些言过其实，拔得太高。但我以为我们应该用另一种时代的眼光来审视他及他的艺术作品。他是一粒被风吹来的蒲公英的种子，尽管他很普通，普通的连生活在金山脚下半个多世纪的人都没有几个真正了解他的。然而他历经磨难而不移对书画艺术的矢志，他饱经风霜而不改对祖国人民的忠诚，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所要弘扬的、不可丢弃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从先师大家那儿传承下来的艺术理念、创作精髓是鲜活我们民族绘画艺术生命的营养；他个人在漫长的艺术实践中所积累的创作技法和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是不涸的人类绘画艺术长河里欢跳的浪花。

自古以来， 许多中外艺术家们无不在生前受到世俗生活的羁绊，历经种种磨难。然而我以为正是这些非凡的经历才铸就了他们光辉的人性，才从他们的心泉中、指缝间流淌出震古烁今的生命绝唱。

梅，缘寒绽香。龚承先老人也是一样。坎坷苦难的一生不仅在他的生命中烙上了那个悲剧时代的印痕，而且更加使他的作品处处闪烁着一个普通人伟大人格的璀璨。

纵观他的绘画艺术作品，犹如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幅历史长卷，它折射出这位老艺术家所历经的峥嵘岁月，印证着民族绘画艺术领域里一个求索者的脚步。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站在人类艺术发展的高度，我想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切，就会坚信——龚老凭他作品中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定能提升他作品的艺术价值，定能提升他在绘画艺术领域里的传承地位；龚老凭他从恩师那儿传承下来的精湛的绘画技艺和高洁的艺术灵魂，定能一跃成为继恩师之后二十一世纪绘画领域里的翘楚人物之一；他也定能如同他的恩师们那样赢得一个如此完美的艺术人生——

幽兰生空谷，本自无人识。只因馨香重，求者遍山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