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乡四十载 归来桑梓情义深

——记去台二哥张秉衡回乡探亲的砍坷历程

张秉实     阿勒泰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退休干部

“1985年2月2日，县政府、政协、统战部及燕郊镇党委、政府的同志，热情接待了燕郊镇三街去台人员张秉衡回原籍探望母亲。”

以上这段话是1999年12月出版的《三河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所载《三河市（县）政协的组织及发展》一文中讲述政协工作情况时提到的一件事。每当看到这段记述便引起我对二哥秉衡21年前从台湾冒风险辗转回乡探亲时又辛酸又温馨的回忆。

我家住燕郊镇前街，原属通县，抗日胜利后钉门牌称为光复街3号，公社化后称二大队，现开发区称燕郊老镇二街。二哥秉衡青年时为生活计，于1946年8月在北京考入国民党新一军教导队，受训于长春，1947年9月毕业调往台湾凤山陆军军官学校。1948年底家乡解放后失去联系，音信断绝，生死不明……就这样星移斗转30多年过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建议两岸实现三通和随后邓小平发表的讲话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像强劲的东风，拔开了两岸上空的迷雾。对台的政策放宽了，大门敞开了，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访友，旅游经商，来去自由。这时我们也听到一些有台胞来大陆探亲的信息，这使我们盼望能找到亲人与亲人见面团聚的心也更加强烈起来。1980年在北京工作的弟弟秉有，有位同学到香港定居，秉有让我根据过去所了解的二哥的情况写一则“寻人启事”，带到香港报纸上去刊登。但这第一次尝试有没结果。

世界上真有出乎意料之事。谁也没有想到，1981年11月22日，燕郊镇二大队队部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写着“河北省通县燕郊镇光复街3号张秉衡家书”的信件，队部的同志分析是现住三街的张秉权家的信，便通知大哥秉权去取，大哥一听便知是久别离乡的二弟秉衡的信，但在当时条件下，避免别人会怀疑什么，就当场把信拆开，果然是二哥托香港友人寄来的信，告知他的下落。现在，他一家八口，身体很好，生活也好，并寄来一张全家照片。大哥得悉这个特大喜讯，第二天就把信送到了和在北京工作的秉有弟住在一起的母亲手中，第三天弟弟又把这信寄给远在新疆的我。12月2日，当我收到这特大喜讯后，自然极为高兴，可不知怎的，那多年的思念，那多年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不由心酸流泪，继而抽泣起来直至恸泣，不能自已……

这以后，大哥、弟弟和我都陆续按信上地址写信寄到香港华侨老先生处和弟弟在香港的同学处，托他们转寄，二哥来信也是由香港友人转寄过来。遗憾的是，不是每封信都能收得到。为此事，二哥在来信中要特别讲到：“我很惋惜那些遗失的信，抱怨过：我求求你们这些检查信件的先生大人，多行行好事，积点德，只要没危害到国家利益，像这一字一泪的家书，就请你们放一马可好，为子孙多积点阴德。”既使这样，能够与隔断33年之后的亲人取得联系，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实际上，身为他乡游子的二哥比我们更深切更强烈地思念着家乡，思念着亲人。二哥得知父亲过世之后，讲到“父亲一生勤劳刻苦，把我们拉扯大，没有一天清闲过，未享受我的一点孝心，就与世长辞了，悲痛、懊悔之极”。他十分惦记母亲，信中要我们好好孝敬母亲，几封信中都讲到：“我小时侯尽让妈生气，太不懂事了，我要是再有小时侯，就决不会气妈了。”

二哥信中还讲到：“这些年，弟妹们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却不在家中，没有丝毫的帮助”。

他还一直挂念早年“换了八字”（订了婚），通过信没有过门的的对象（盛屯人，后移住通州），唯恐“误伊青春40年”，急切打听其消息，后得知其已于1958年结婚，在来信中说：“××已婚嫁，甚佳，否则我心何安。”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事。

看着二哥这些发自内心、感人肺腑金子般的话语，我就不由地流泪，深深感到他那颗纯朴敦厚、善良仁义的心没变，还是那颗心，还是那样的情感，是我所远远不及的。

衡哥在信中也讲了许多分别后情况：他已在数年前退役，享受“荣民”退休待遇，嫂嫂是当地人，祖先为广东客家人，有子女6个，有房屋两栋，并开设了一家大理石加工厂。这些年来，他时常在梦中哭醒，嫂嫂问他怎么了？哥哥说，想家，想妈，又梦见了。他在家中堂屋供奉着神像，每天清晨都要烧香并虔诚的祷告：

“老佛爷您早，请老佛爷保佑我爸爸、妈妈在大陆幸福愉快，平安健康，请老佛爷多多赐福我爸爸妈妈。请老佛爷给我力量，把爸爸妈妈接到这里来享福。赐给我家小平安，生意兴隆，万事如意，谢谢老佛爷。”看起来这是带有“迷信”之举，其实是身处异地他乡的二哥一种朴素的寄托深切情思的方式，也是心灵上的一种慰藉。（以后衡哥来信说，得知父亲已去世，便把祷告词改动了一下。

有时看到市场上卖黄花鱼，就自然想到母亲爱吃鱼更喜吃黄花鱼，能买给母亲吃多好；看到有人家养小鸡儿，就想到母亲喜欢养鸡每年春天都要用“抱窝鸡”孵小鸡儿的情景……有一次在友人家吃糖火烧，不由想起年幼时在通州居住上学时常吃的大顺斋糖火烧，不由流下泪来。一次看到《中国时报》刊登一位旅美作家侯榕生写的一篇访问大陆的文章，其中讲到了通州，还讲到我们曾居住过的靳家胡同，又勾起了哥哥强烈的乡思。他就找到报社编辑部，打听作家住址，如愿以偿的和侯先生见了面。侯先生热情讲了许多家乡的事，还讲到通州的城墙没有了，鼓楼也没有了，塔还在，塔顶上还长了一棵歪脖树，万寿宫也变样了……这使他越发的想念家乡，想回家乡看看，哪怕能够多了解一些家乡的情况也好啊！

上天不负苦心人，后来遇到了帮忙转信的香港华侨李景祺老先生。二人结识实属巧遇。1981年10月30日，二哥从台北回花莲。火车上开始乘客多无座位，过了几站有乘客下车腾出空座，两人互相让座，便认识了。李先生是从香港来，是去花莲看阿美族丰年祭舞的，常写文章。二人很谈得来，二哥便把压在心头多年的一件事——能否帮助转封信提了出来，那位老先生觉得此人很具有燕赵慷慨悲歌的气概，愿交这个朋友，并且也愿为隔绝多年的两岸亲人做点好事，当即爽快答应。真是功德无量，这与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允许台胞到大陆探亲通信相比，整整提早了六年。以后二哥在信中特别讲：“这位华侨老先生就是咱们的‘贵人’。小时候，妈常请小张各庄的算命先生给我算命，说我命硬有灾，但会遇难呈祥，有贵人相助，现在真是遇到‘贵人’啦！”心中充满由衷的感激和喜悦之情。

二哥收到的第一封家信，是在委托老先先转信的一个半月之后，秉有写去的。时间是1981年12月15日，那天中午，二哥从外边回来，邻居交给他一封信，接过一看，是老先生转来的，他立刻意识到这是家中亲人回信了，心中万分激动，手竟不由地颤抖起来，但当时还不敢拆开，还是强做笑容，答谢邻居，待送走邻居后，信还没拆，眼泪就控制不住夺眶而出了。知道了家中的情况，老幼均平安，只是父亲已不幸病故，看到了日夜思念的慈母的两张照片，别离时母亲只是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如今已是白发苍苍，既无限伤感，又极大的慰藉；既极大幸福，又无限愧疚，内心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静。知道了母亲健在，这是最最重要的了。

终于又有一个好机会。1982年8月，弟弟在冶金研究所的同事佟先生要去日本考察两个月，就写了封信托他从日本转寄过去，衡哥接信极为高兴，便决定立即到旅行社办理去日本的手续，去见见佟先生。这时二哥的朋友讲：只是你弟弟的同事去日本，有必要千里迢迢赶去会面吗？可二哥的考虑是：一是能向佟先生了解家中更详细的情况；二是能让佟先生了解自己的情况，回去转告母亲，太需要见见面了。一个月后，手续办了下来，便于9月18日赶到了日本，见到了佟先生。第二天一早赶紧按照佟先生提供的号码挂通了北京弟弟所在居委会的传呼电话。那时电话不普遍也还没有光缆，话音不太清晰，但当从电话中听到已经40年没有听到了的母亲亲昵习惯地呼着他的乳名：“二头，我这儿都挺好，你甭惦着……”二哥早已是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了，满腹的话语都在喉中哽咽，只是连连拉长声音答应着：“唉，唉，我听着哪！”因电话有杂音，他讲话，母亲听不清，就说“耳朵背，听不清。”这时他只是想多听听母亲的讲话，但母亲这时也不知说些什么好，只是反复地说着：“甭惦着我，我这儿挺好，你们在那边都好，我就放心啦！”……二哥听了这些话语，心中极为激动，极其欣慰，感到万分幸福，几十年思念牵挂亲人的心，也感到平静多了。

这次二哥在日本共呆了四天，天天在业余时间与佟先生会面，两人从日常生活到山南海北谈得十分投机，共录下了6盒录音磁带。佟先生还提出了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赶回大陆一趟，有关方面可以从中帮助。这本是二哥多年盼望的事，但这次来时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特别是担心如果回大陆的话，让台方的什么人发现，录了相，就会招惹麻烦。而这次出来，只是到日本旅行，没违背他们什么“章程”，下次再出来还会容易些。他在思想上也有些疑虑，二哥就说：“这次我就先不回去了，另外我还不太清楚，想问一下，听说回到大陆，一是要把护照交到当地派出所保管，搞不好就回不来了；二是出门要开路条；三是大陆家家粮食紧张，来了人要到街上去买吃的，是不是这样？”佟先生笑着说：不是这样，这些都是误传，或者是谣传，并一一据实做了说明。二哥抽时间到“银座”给母亲买了一台彩色电视和一台三洋牌大录音机送给我，说三弟在新疆做公务员，那里比较偏僻艰苦，还可以供小孩子学外语用，托佟先生一并给带回来。这对当时薪金不高的我来说，是十分贵重的礼物了。

在与佟先生临别时，却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令人心酸的事。佟先生要送给二哥一件很普通工艺品，小幅《颐和园织绵图》，但二哥见了又引起深深埋在心头的思乡之情和有家不能回的伤感，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之后控制不住极哀伤地抽搐起来，就像一个小孩子受了伤害受了委屈那样痛泣，（当从录音中听到已年过半百，从小在我心目中最坚强勇敢的亲爱的哥哥，如此哀伤恸泣，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我的眼泪怎能止得住？）良久，哥哥对佟先生说：“实在对不起，我很失态。这个我不能收，不能挂，不是什么政治原因，睹物思乡，我的感情太脆弱了，我的精神会崩溃的。”佟先生多方加以宽慰。这种思乡思亲之情，真是可以感天动地，泣鬼神啊！没有切肤之痛的人，谁会体验得到呢？

到了1983年5月，二哥做好了回大陆探亲的准备，参加了一个旅游团，第二次出行。先到琉球那霸市，之后到了香港。本想趁这机会抓紧回北京看望母亲，但是因旅游团的签证手续不同，旅游团定员定点定时，在香港的日程很短，时间来不及，这样北京便去不成了，这使满腹热情的二哥感到失望懊恼，他在给母亲的电话中和临返回时写的一封短信中，都像发誓一般地讲到：“妈，这次没能回北京我心不甘，下次我是一定要回来的，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不达目地决不罢休，请妈放心好了。”骨肉的亲情，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能够隔断的。1985年，他又第三次踏上旅途。2月3日是母亲寿辰，这虽是北方寒冬季节，二哥决心在这个日子之前赶回北京为母亲祝寿。因台湾当局仍顽固坚持不许直航，不许台胞回大陆探亲，继续制造人为的藩篱，哥哥按照别人介绍的回乡入境办法，便先到日本东京，找到中国驻日大使馆。在大使馆的热心帮助下，很快就给办好了回大陆的手续。大使馆想台胞之所想，急台胞之所急，体念台胞盼回家乡看望亲人的心情，避免返台后台湾当局找他们麻烦，只是看了一下从台湾开出的旅行护照，没在护照上加盖任何公章，做任何登记，就仍交还给他，并另开具一张《台湾同胞回乡证》即可进大陆畅通无阻。二哥对大使馆如此细心体贴，心中甚感温暖，甚是感动。

1985年1月26日这天，终于回到了阔别近40年的北京，当二哥进屋后扑向几十年来日夜思念的母亲，跪拜在母亲面前，不由痛哭失声，听到母亲说了声：“二头，可回来了，甭哭……”再也说不出别的，这时见到白发苍苍悲喜交集的母亲显出十分痛苦哀伤，哥哥立刻意识到母亲年事已高，心里会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感情冲击，便强控制自己的情感，在旁的弟弟、侄儿赶紧过来搀起，哥哥尽量平静地问候母亲，安慰母亲。

终于回到家了，终于见到母亲了。分别时刚入小学的小弟，已是炼钢工程师了，两个侄儿都已是英姿勃发的青年人。亲友们闻讯纷纷前来看望，大家沉浸在欢喜之中。一直数日，除了亲友来，二哥都是与弟弟和侄儿们在家陪伴母亲说话，不愿出门。

1月31日，我和爱人邵今英从新疆乘飞机赶到北京，与二哥团聚。我们都盼望多少年的团圆，今日终于实现了，再不是梦境。那几天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童年的事记得最清楚，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有时母亲在一旁听了也笑了，喃喃地说：“嗨，都多少年了！”母亲又想起第一次接电话的情景：“那天居委会的那女同志给送电话来直哭，说‘他在电话里哭哇，我们听了也哭’，咳！”

二哥讲了这些年来的种种经历，就像讲故事一样，都是我们所最想听的，听得都十分入神。

才到台湾时，条件差，生活很艰苦，住在日本人修的仓库里，叫五块厝，伙食也不行，天天吃空心菜，没有油星，又劳累，就吐血了，得了场大病，不想动也不想说话，混身没气力。他只是靠自己静养，其实也没别的法子，总算挺过来了。有好多人就死去了。

台湾的风俗习惯和大陆基本一样，过春节拜年，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腊月二十三祭灶。《三国》、《水浒》、《红楼梦》、《三字经》、《百家姓》这些书也都有。在电影电视剧里头看到中国勇士狠狠打击日本侵略军心里都很痛快，大家都爱看。大家都很思乡想家，人之常情。像于佑任老先生写的那篇有名的思念大陆的诗，最后一句是“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这种心情大家都是有的。有一位天津人，悄悄回过大陆，当局人员就询问过他，他就发牢骚说“天天讲统一，不回去怎么统一。我回去给母亲尽孝不应当吗？”结果也没把他怎么样。有一位姓赵的同学，也是河北人，为人很活泼爽朗，常发牢骚，可能发牢骚过分了吧，就被关了起来，放出来后，性格变怪癖了，很不好讲了。在那边自杀的，疯了的都是有的。我的人生巅峰已过，我是把一生中黄金时期最宝贵这一段都献给他们了。

哥哥还讲了一段寓意深长的故事：“有一天，小女儿小慧，可能在外边听说什么“大陆人回不去了”之类的话，或者是看到谁家中有祖宗牌位，回家来就没头没脑地对我说：“爸爸，您就是我们的第一代祖宗！”我听了心里格登一下，就说：“不，爸爸不愿做你们的第一代祖宗，我是要回去做儿子的，我们的祖宗在大陆，我们的根在大陆。”

一天，二哥自己哼着一个曲子“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一听这是解放军进行曲，心想二哥怎么也会唱呢？就问：“二哥您也会唱这个歌？”二哥说：“会呀，常唱的。”我说：“这是解放军进行曲呀。”二哥也说：“对呀，是部队里的歌，后头还有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我就赶紧说：“对对对！”可见这首歌流传之广，高山大海也阻挡不住，为人们喜爱传唱着。

那天，二哥对母亲说：“妈，我要上趟街，给您二儿媳买件东西，让她高兴。”母亲说：“去吧，也别老闷在家里，看有什么合适的就买上，我也没给孩子们买什么东西。”二哥就赶紧说：“妈，看您说的，您什么也不用买，我回去要和孩子们说，奶奶说了，没有见到你们，也没有照看过、哄过你们，奶奶很觉抱歉很过意不去的。”二哥要给嫂嫂买一件蓝狐围脖，那位摊主要价400元，我和弟弟在旁说：“少算点嘛！”那摊主很会讲话，故做神秘地说：“咱不赚台湾同胞的钱，要赚就嫌‘老外’去！”这虽是一句生意用语，二哥听了还是感受到大陆上对台胞的一种亲切之情。

2月2日，我陪二哥从北京站乘火车回燕郊镇去看望大哥和患病的大嫂。二哥对家乡原貌记忆犹新。火车过通州后，经过胡各庄，北刘各庄这些村庄时，二哥欣喜地说从前这里是骑着“赶脚”的毛驴儿或坐“二等车”的乡间土路，如今是车轮滚滚的钢铁大道了；当路过运河、箭杆河上的大铁桥时，哥哥说以前是靠木船摆渡过河；见到北边与铁路并行的302国道上，汽车往来如穿梭，想到从前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简易砂石路感慨地说：今非昔比了，铁路真的修到家门口了，过去谁会想得到呢。下了火车，大哥和侄儿已在车站等候，德智侄还从大队借来北京吉普，载着我们在村内绕了一圈，最后车子停在村东北角原来是荒无人烟的三角坑的北岸。下车后，见到一排排的红砖房，大哥的新居也在这里。二哥赞叹家乡人口的增加和村镇建设发展之快之大。进家见到卧床不起的大嫂，都是十分伤感。

不多久，高占魁镇长代表镇委、镇政府前来看望慰问二哥。下午县有关领导，政府办公室李永俊主任、政协刘志才秘书长，政协行政组刘宝富组长，杨瑞君、朱宝宏副科长，县委统战部田志同志，外办柯志中同志和燕郊镇党委刘炳方副书记等前来看望慰问。

二哥看到故乡党政负责人在百忙中亲自来家看望，是那样平易近人，和气可亲，没有架子，不打官腔，嘘寒问暖，拘束全消，甚是感激。各领导同志很是关心他在那边的生活情况，还一再征询对家中的事有何意见要求，并征求对县、乡工作的意见，交谈十分恳切融洽，就像老朋友拉家常。临别时，我感到这是十分珍贵难得的时刻，提议大家照张合影把这瞬间变成“永恒”。

到2月3日甲子年腊月十四，母亲82岁大寿这天，给母亲拜寿乃是二哥这次回乡的主要目的，我们兄弟姐妹都到齐了，有的说磕头，有的说鞠躬，二哥说：“都鞠躬吧，我也不磕头，这样都很轻松，不然又要流泪。”于是大家请二哥主持，让我们站成一排，二哥讲：“现在给母亲拜寿，妈您靠后坐好，七个儿女都到了，四个儿子，一个闺女，两个儿媳，下次您二儿媳也来。”之后二哥提高一点声音：“祝妈万寿无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给妈拜寿，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母亲很是高兴。也向我们祝福着：“你们也都吉吉祥祥的，顺顺当当的。”这是我们家中人最齐全的一次给母亲拜寿，实现了二哥冒着风险，万里迢迢回来给母亲拜寿的夙愿。也给母亲带来了极大的欢乐，极大的宽慰。

因护照期限关系，这次二哥从1月26日到2月8日共历时14天，和母亲、兄弟，姐妹团聚在一起，共同度过了一段珍贵幸福的时光。

2月8日一早，二哥无限依恋地告别母亲，说下次和您二儿媳一快来给您拜寿，请您多保重……即匆匆乘飞机离京经香港回台湾去了。

望着南去的飞机，回想这些天来一幕幕感人的刻骨铭心的情景和依依惜别的心情，我想起了那句古诗：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又一句反其义而用之，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