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泰市委宣传部 赵兰英

1964年，父母奔着新疆的一位堂叔来到了阿勒泰的。那时大姐刚刚出生，一家三口就住在堂叔家的小屋子里，将就过了一个多月后，堂婶就给了我母亲一口小锅和几碗玉米面把他们分出去另过。年轻的父母没有被困难吓到，他们开始给当地是哈萨克老乡盖房子，凭着父亲的手艺和母亲的好脾气，他们很快在当地得到了老住户的认可和帮助。东家给点玉米，西家给点干馕就一天一天的过来了。到了冬天，寒冷的新疆考验着父母的生存力。为了家里热点，父亲就和村里的其他男人打伙去砍柴，母亲带着大姐和邻居嫂子一起做鞋。每天天不亮男人们就赶着牛车出发了，女人就将家中最好的那点干粮给丈夫带上，自己一天坚持喝一次玉米糊糊就过来了。

在那样的日子里，父母的财产就是一床被子，一张民族邻居给的毛毡，一口小锅和两双筷子，他们身上的一套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住的还是借来的小屋。我后来问母亲没有碗怎样吃饭，母亲笑着说：“就三个人，围着锅吃就行了”。

父亲是个勤快人，有一手泥水活技术，那时的房子都是干打垒，基本框架建好邻居都邀请父亲去抹墙，安装门窗。那时盖房户就会拿出家中最好的事物招待父亲。每次父亲给人干完活后自己吃饱后还会给母亲和大姐带回一些好吃的，家中每到那个时候就会非常幸福，也许幸福的源泉就是一个久违的白面馍馍。那样半流浪半定居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左右，父母被正式的接收，落户，成为真正的新疆人。

我开始记事大约在1977年左右。那时就记得妈妈天天去干活，夏天在队里的大田里，冬天在队里的大库房里。父亲已经靠着自己的勤劳和领导才能当上了队长。用我现在的目光分析当时体制下的队长，那可不是一项美差。每天集合家家户户的男女集体出工，把整个队的工作像经营一个家一样。

父亲是个有远见的农民。他当队长的几年里带领社员植树、修渠、开荒。我可以毫不惭愧的说，现在草原队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参观过的示范村，和我父亲当年的付出是分不开的。村里现在一排排防风林已经派上了用场，每次我抱着那些树干，都会闭上眼睛，脑海中就会回想起父亲在这片林子跑前跑后的身影，回响起他批评社员栽的太浅了的声音。苍天为证，绿树为证，田野为证，年轻的父亲曾今怎样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抛洒在这片土地上。

1979年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妈妈抱着小弟弟，大姐、哥哥、二姐、我和大弟围在妈妈的周围，等待着父亲回来。屋顶的椽子上垂下一根细铁丝悬挂着家里的煤油灯，发出昏黄的灯光。

父亲从外面回来了，一脸笑容。这是严肃的父亲很少有的表情。他一边用墙角的扫把扫着脚上的雪，一边迫不及待的从胳膊窝下拿出了三块叠的整整齐齐的布料递给母，一块是黑色的条绒，一块是蓝色的华达呢，一块是碎花平布。他高兴的对母亲说：“决算了，我们分到了一百块！”母亲对钱永远没有概念，听到分到钱已经很高兴了，根本没有去细问是怎样算了。她赶紧往炕里挪了挪，让父亲上了炕，我当时只有六岁，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决算”。随后，父亲把大家都叫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摞一元的人民币。很厚的一摞。用细绳整齐的扎着。父亲开始往指头上吐了点唾沫，开始慢吞吞的数钱：“一、二、三、四……”全家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父亲的指头上，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一元币的图案。过了很长时间，父亲终于数完了，是一千元！他为自己进门欺骗了母亲而开心的哈哈大笑。那是我家第一次有钱，是我第一次见过那么多钱在一起。一家人都很兴奋，高兴的计划着过个富裕的年，母亲万事都是听父亲的，父亲也许并没有什么清楚的计划，但是他在决算后首先给母亲和儿女们买来了衣料，可见他对家的深情。

进入八十年代，开始包产到户了，家家都忙着种地、养殖，村里男人们聚在一起打牌的少了，家家都在较着劲。我家因为人口多，在村里很快就落在了别人家的后面。 1983年春天，勇于创业的父亲瞄准了一片荒弃了十几年的土地，共计有500亩左右。父亲在那个春天毫不犹豫的带着哥哥、姐姐去开荒了，留下母亲和我们几个小孩守家。

这是60年代荒弃的500亩左右的撂荒地，分成六块，后来为了方便生活，我们全家人分别把这些地从东到西依次起名为：“小编的地（过去一个姓编的人种过）”、“长地（这片地最长）、””“大地（这块地面积最大）、”“老瓜地、”“73651（小麦的品种）”“门口的地”。当时的种植结构比较单一，基本全部种小麦。父亲种了300亩小麦，100亩胡麻，100亩苜蓿。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新的局面，水渠只有几十年前痕迹，需要深挖拓宽；每块地都要打坝挖渠；许多地方需要平整。面对这样的工作量，我家的主要劳动力是45岁的父母、20岁的大姐、18岁的哥哥、正在上小学的二姐、我、7岁以下的两个弟弟和6个月的妹妹。

也许是积蓄了太多的期望，父亲大刀阔斧的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燃烧梦想。种子入地后，父亲带着我们开始修渠建路。当时家中除了6个月的小妹妹没有干活外所有的人都投入到劳动中。两个弟弟赶着20多只羊放牧，其他五人带着铁锹开始劳动，我当时刚刚8岁多一点，和我一样大的孩子这时候大多在田野里玩耍。而我却要拖着几乎和我一样重的铁锹去挖渠，无论心理体力我都不能承受，还没有干几下，我就坐在水渠边放声大哭，父亲看着我，摸着我的头语重心长的说：“孩子，你看，现在我们一家人住在这里，没有人帮我们，如果今年春天我们不努力，秋天就会什么也没有，冬天我们就会饿死的”。

那年，我家在荒漠里盖起了三间土房，挖了水井，修起了羊圈、牛圈、围墙。开辟了几亩菜园。一个完整的农户人家在荒废了几十年的土地上扎根生长起来了。

我们在那里住了九年，积累了我家发展了第一桶金。9年里我家的牲畜从82年27只羊发展到500多只，牛的数量也发展到60头。家中的农作物收成年年都有结余，除去开支家中每年都有存款。在我们这些孩子的记忆中，吃的是一年比一年好，刚开始几年家中每天都要做一顿汤面条，对于正在长身体的我们来讲，这可不是什么好饭，每顿吃的肚圆，转眼就饿了。馍馍是不能随便吃的，我和弟弟就使劲吃自己家种的西瓜。到1988年的时候，我已经小学毕业了。家中的馍馍早已不“管制”了。羊肉、鸡肉、鸡蛋、牛肉、猪肉各类蔬菜都是桌上的家常菜了。那年夏天，乡里开办了一个集体的奶粉厂，离家5公里左右的村子有人开始收购牛奶，我家的7头奶牛成了家里的“流动银行”，每天卖出30多公斤牛奶换回10块多钱，完全够支付家里的零用开支，九月份我上初一父亲用卖奶钱给我买来一辆飞鸽牌自行车，结束了我和上初三的二姐每天步行30多公里的劳顿之苦。那时，带着二姐骑着新车心中甭提多美了。

1988年我家发生了一件让父亲感到光宗耀祖的大事：二姐已优异的成绩考入阿勒泰地区师范学校。从接到通知书的那天起，二姐就成了吃“公粮”的人了。这是历代为农的我家从来没有过的。那些日子，父亲黑瘦的脸庞光彩照人，他给老家的亲戚挨个打电话报喜，给每一个路过我家的客人讲述此事。二姐考入师范的“壮举”对我家的影响确实是十分深远的，我家后来的几个姊妹都相继考上了师范，成立方圆几百里有名的“师范之家”。目前我们教育孩子都会骄傲的拿自己的一辈人做榜样，孩子们在这样耳闻目染的环境里也都养成了热爱学习，尊老爱幼的良好品质。

1990年父亲就如《东归英雄》的渥巴锡一样，带着已经长大的儿女，赶着畜群，风风光光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搬回了草原村。这时的草原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每家的场院都占地一亩左右。秋天家家户户的庄稼堆满了场院，大家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随便那个农户的收成都抵得上过去“大锅饭”时的一个队的总体收入，农民们最后总结的话总是这样一句：“还是邓小平的这个包产到户好啊！”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 这话一点不假。90年以后，我家孩子相继考上师范走上工作岗位，家中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1997年60岁的父亲几次提出入党申请，党组织考虑到父亲在一方百姓中的良好声誉，特批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2年父亲因为综合各方面因素，光荣的当选为阿勒泰地区首届“十佳公民”；2003年得到国家农业部命名的“全国种粮大户”的荣誉称号。

2007年，年近70岁的父亲提出希望去北京看看。我和小弟请假陪同父母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父亲首先去看了毛主席，然后去了长城、故宫等地。住在17楼的宾馆里，父亲感慨万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今天的好日子，更不会想到能看到毛主席！过去刚解放时宣传队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老人们都说是梦话，现在这些都已经实现了啊！现在想吃什么都能买到，现在的日子真是太好了！”

2008年父亲最期待着奥运会的开幕。他已经走过了71个春秋，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如果让父亲总结，我相信他一定会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我过的最幸福的日子！这一定要感谢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