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和把握坚定文化自信的深邃意蕴
□杨艳秋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解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应当把它置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赓续演进的历史纵深中、置于文化主体性确立与巩固的历史逻辑中、置于坚定“四个自信”的统一整体中加以把握。
文化自信植根于五千多年文明的历史积淀
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自身文化历史逻辑、当代价值与持久生命力的笃定坚守。这一精神信念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最深沉、最牢固的根基，存在于生生不息、绵延五千多年的文明脉络之中。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在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通过历史传承不断强化的具象表达，是中华民族在应对自然挑战、社会变革、文明对话中积累的智慧结晶。民为邦本、德主刑辅、自强不息、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厚德载物等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共识。这种基于历史实践检验形成的价值认同，能够超越地域、阶层、时代，凝聚起全民族的精神力量，成为文化自信的核心支撑。正是通过一代代人对经典思想、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的继承与发扬，中华文化才得以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这种传承不是复古守旧，而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主动选择，是在深刻理解传统文化基础上实现的文化自我更新与升华，使中华文化历经时代变迁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和显著优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长期融合发展、不断向内凝聚的文明发展实践中，正是因为有了历史文化认同，才能把内部差异显著的广大民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出灿若星辰、博大精深且具有突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伟大文明。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华文明都不曾断流，薪火始终代代相传，这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根基所在。
文化自信来自于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对于文化自信而言，这个“大者”体现在文化主体性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所谓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是在文化发展中保持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性，具体表现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觉认同、对文化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对外来文化的自主取舍、对文化创新的自主推动。
中华文明的文脉从未中断，关键就在于文化认同和文化主体性始终未曾丧失。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主动推动鲜卑文化与中原汉文化深度交融，融入中华文明主流；自唐代开始，历代相承为前朝编修正史，体现出对中华文化谱系的自觉认同与赓续；元代和清代，入主中原的各民族政权同样尊孔崇儒、开科取士、承续中华文脉。韩愈《原道》有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华民族历来以文化认同而非血缘种族界定身份归属，这种“以文化成天下”的传统，使文化主体性成为文明存续的深层保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深厚的主体性精神资源。《周易》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倡导刚健有为、自主自强的精神；孔子讲“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强调道德实践的主体自觉；孟子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树立独立不倚的精神主体；北宋张载高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展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这些思想千百年来滋养着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精神品格，构成文化自信的传统基因。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中华文明具有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在开放中壮大自身而未丧失主体性。《礼记·中庸》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开放而不自弃、包容而有主见的品格说明：有主体性，外来文化就是滋养；丧失主体性，外来文化就可能成为淹没自我的洪水猛兽。
近代以来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印证了一个道理，坚持文化自信必须坚持文化主体性。鸦片战争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文化主体性遭受重创，一些人的文化心态从“天朝上国”的虚骄跌入“百事不如人”的自卑，“全盘西化论”、历史虚无主义随之滋生，文化自信几乎丧失殆尽。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有了这样的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长期以来，“古今中西之争”困扰着中国思想界，似乎讲传统就必然排斥现代，讲现代化就必须否定传统，似乎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两个结合”重大命题，从根本上破除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式，让我们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更开放的心态，充分发掘、运用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经由“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了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丰厚资源，马克思主义也由传入中国的外来的思想，内化为中华文化生命体的有机灵魂。“根”与“魂”的有机结合，使我们在文化上真正实现了自我主张、自我表达、自我创造，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这一重要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具有特殊地位，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是道路、理论、制度生成发展的深层土壤，渗透于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关涉全体人民的精神世界。文化积淀着一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一经形成便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持久的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民为邦本的治理理念、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都深深植根在这条道路的基因密码之中。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理论自信的深处，正是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从民为邦本到人民当家作主，从礼法合治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选贤任能到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中国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一个民族的复兴，要以文化的繁荣兴盛为支撑；离开了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缺少精神底蕴，难以真正立起来、深下去、传久远。坚定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性。从历史看，文明强盛离不开文化自信。汉唐盛世之所以万邦来朝，不仅在于其经济实力，更在于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气度；而近代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也与文化自信的坍塌、文化主体性的迷失密切相关。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这是历史反复证明的规律。从现实看，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企图否定中华文明、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一个抛弃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总而言之，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标识性意义的重要命题。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必须深入认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彰显文化自信。
作者：杨艳秋，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
（据《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