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乐家

　　◎刘妍

风雅颂

　　哈萨克斯坦故都阿拉木图城中，西南部博斯坦德区的冼星海大街，是以广东番禺人冼星海命名的街道。需要更新的固有所知，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冼星海与哈萨克斯坦国音乐家、民间友人的故事，细微之处结下深厚的友情！在阿拉木图，许多人知道拜卡达莫夫街、冼星海街，两条街道是平行关系，却不知道，还有一条街道与它们共同存在且平行，那就是伊万诺夫街，以中哈三位音乐家名字命名的，三条平行的街道。三位音乐家生前为各自的艺术理想奔波劳碌，谁人能想到，他们百年后竟以这样的方式“日夜相守”！回顾冼星海短暂生命里的音乐创作，如夏花般绚烂。在哈萨克斯坦，他完成了众多作品：交响组曲《后方》《满江红》，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交响诗《阿曼盖尔达》《诗歌十首》《中国狂想曲》，改编哈萨克民歌以及其他作品。冼星海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音乐家，也是哈萨克斯坦人民的音乐家。

　　一

　　一个人，一条街道，一座城市。

　　唐朝大家韩愈曾曰：“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不可口传，必凭诸史。”古往今来，著书立说，确是“为了忘却的记念”的一种常规路径。而今人的方式，更喜欢具象的，摸得着、看得见的。比如说，以人名命名一条街道的称呼。

　　哈萨克斯坦故都阿拉木图城中，西南部博斯坦德区的冼星海大街，是以广东番禺人冼星海命名的街道。放眼“地球村”，以人名命名的街道并不少见！1975年，获得民族独立后的莫桑比克政府和人民，为表达对中国人民支持莫桑比克民族解放事业的感激之情，遂将首都最为繁华的一条大街命名为“毛泽东大道”。又如，1979年10月，法国政府将戈德弗鲁瓦街改名为周恩来大街。1922~1924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曾居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一家小旅馆。在这间小旅馆前，设立了周恩来纪念碑，至今仍保存，门口铜质浮雕头像下刻着“周恩来”三个金字。除了中文，还有法语的浮雕说明：“周恩来，1922~1924年在法国期间，住在这所房子里。”人民的好总理，除国人无比热爱、中国人打卡胜地外，还吸引了不少“地球村”的其他“村民”驻足、观摩、摄影、询问。再如，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北郊约50公里的斯拉维诺村内，有一个别墅区，在俄罗斯著名眼科专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费奥多罗夫的提议下，1997年5月，该区内七百多米长的主要街道被命名为“邓小平街”。费奥多罗夫喜欢邓小平的名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欣赏伟人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此外，还有美国曼哈顿的“林则徐街”，古城马六甲的“郑和将军路”，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叶亚来路、叶亚石路、叶观盛路、赵煜路、陆佑路、朱晴溪路、洪成路、辛炳路”等，整个马来西亚，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约八十条，数量可观。而在哈萨克斯坦，以华人艺术家名字命名的街道，目前只有广东番禺人冼星海。

　　东西走向的冼星海大街，真不长。外观破旧的五层楼房，矗立在绿荫之间，偶尔绿树顶上冒出了楼顶。在一家国内著名公司的哈萨克斯坦分公司，担任董事的TIMA，热心地为我做俄语翻译。他介绍，或许是冼星海的缘故，许多中国游人到阿拉木图，都喜欢到此打卡、拍照留影。这条老街，因为中国人冼星海而名声在外，本地人越来越熟悉。伴随着这种熟悉感、欢喜感，这里的地价越来越贵。我抬头四顾，未见新楼房，表示不信，提出质疑。较真的TIMA双眼瞪大了，拉着我的手快走了几步。在纪念碑后二十余米，有灰色建筑，十余层。“这是新楼，眼见为实吧？”一本正经的TIMA严肃地说道。后了解，新楼房是近年盖的，刷新了该区域楼价单价新高。转而又想，这里是阿拉木图，不是国内的北上广，楼房的容积率和街道的人口密度都不能与之比较。我脑海中固有的知识和经验需要更新。这里的城市规划用一张“大饼”形容比较合适。既然是“饼”，其“大”自然需要“摊”。“摊”的过程多少有些随意，有些不拘小节，多少有些思维跳跃和肆意妄为。

　　二

　　需要更新的固有所知，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冼星海与哈萨克斯坦国音乐家、民间友人的故事，细微之处结下深厚的友情！在接下来的数日里，我听到许多名字，如，拜卡达莫夫（又译为巴伊卡达莫夫）、伊万诺夫·索科尔斯基、维利康诺夫、哈米奇、茹巴诺夫、布鲁西洛夫斯基、布尔克、毕雅科夫、科依什巴耶夫、叶谢托夫、扎古伯夫、科斯莫夫以及达娜什·拜卡达莫娃（又译为达伊娜·拜卡达莫娃）等，此处不一一列举。

　　冼星海的童年在新加坡度过，青少年时期在广东广州，后到上海求学，法国留学，回国后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生活和学习的复杂经历，将他的意志打磨得坚如磐石、坚韧不拔。冼星海在同辈和同龄人中已是佼佼者。他掌握的语言不少，如汉语、粤语，还有英语和法语。然而，不懂俄语和哈萨克语的他，却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国。加之当时处于特殊时期，他不能暴露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秘密身份，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的是英语，时刻提防、小心谨慎！

　　如此这般，提着脑袋过日子不说，饥寒交迫、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阿拉木图地势三面环山，山再高，终有高度的阈值。冷空气爬升遇到更冷的气流，顺延山势下窜时变成了雨，飘雨的日子，阿拉木图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冷空气在峡谷、盆地、河谷中横冲直撞，雨与风的合体，人的体感比实际温度还要湿冷。冼星海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于1942年年底，从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俱乐部辗转漂泊来到了阿拉木图。1940年5月11日，冼星海从延安出发时，一直使用“黄训”这一化名，由始至终。战争时期、特殊时期，国之边境人员、人事情况复杂多变，延安相关方面建议星海同志采用化名、隐藏真名。星海与妻子钱韵玲商定，化名“黄训”——姓“黄”取自星海母亲黄苏英的姓氏，名“训”取自钱韵玲母亲王德训中最后一个字。由此，“黄训”一路走走停停，到了西安、到了莫斯科，回到乌兰巴托、转到阿拉木图，回国无望后，继而北上到了科斯塔奈州。科斯塔奈州辖区与今俄罗斯接壤，气候更为寒冷，生活条件和基础条件较为艰苦和恶劣。

　　在阿拉木图，许多人知道拜卡达莫夫街、冼星海街，两条街道是平行关系，却不知道，还有一条街道与它们共同存在且平行，那就是伊万诺夫街，以中哈三位音乐家名字命名的，三条平行的街道。三位音乐家生前为各自的艺术理想奔波劳碌，谁人能想到，他们百年后竟以这样的方式“日夜相守”！不知道伊万诺夫街存在的包括拜卡达莫夫的二女儿，大学里教经济学的教授阿依古丽。站在纪念碑前，她耐心地向我介绍所知道的关于冼星海的一切。“如果不是今天到现场，看了智能地图，我都不知道有伊万诺夫街。”阿依古丽说，老朋友百年后以这种方式聚在一起，他们不寂寞！

　　三

　　阿依古丽说，其父亲拜卡达莫夫是上世纪30年代的师范毕业生，业余作曲。上世纪40年代就读于当地的音乐学院，50年代毕业，后成为哈萨克斯坦著名合唱音乐的作曲家。准确地说，其父亲见到冼星海时，还是音乐学院的学生。“父亲在阿拉木图的作曲家协会，见到了身边有几个木箱子的黄训。”木箱里大部分都放着珍贵的五线谱。父亲将黄训带回姑姑达娜什·拜卡达莫娃家。姑姑在世时，常常向阿依古丽讲述初见黄训时的情景。“瘦得皮包骨，面部颧骨凸显，轮廓清晰，一张被削尖了的脸，双眼浮肿，头发稀少，后脑勺可见。”正值盛年的冼星海，生活的艰辛与拮据，对艺术付出的心血，归国途中的不畅，思念的灼心与焦虑，肉眼可见！姑姑家的房子是爷爷的，距离现在的冼星海大街有五六公里，系列搬迁和改造，早已被拆除。原址没了房子，杂草丛生。在阿拉木图的日子里，大部分时间在姑姑家住，有一小段时间也曾到相距不远的伊万诺夫家暂住。

　　将陌生人带回家，而且是刚刚失去丈夫和爸爸的姑姑家，这一连串事件，即便是放在今天，也是一件需要勇气而作出决定的事。让父亲有勇气作出决定的理由并非偶然——阿拉木图乐团在一次演奏中缺小提琴手，旁边走出一位中国人。这人不爱说话、不惹人注意，却弹得一手好琴。除了拉得一手好琴外，他还会作曲。这次“雪中送炭”让当时阿拉木图的音乐界人士眼前一亮，眼前的这位中国人不是普通人。“父亲与黄训最开心的时刻是午后一起讨论音乐，一起拉琴。”阿依古丽说，姑姑家缺衣少粮，她每天去工会食堂打点菜汤回来给大家充饥。父亲见黄训粮卡证用完了，便让他每天步行到家中吃午饭。所谓的午饭并没上好的食物或粮食，但还是要比菜汤强些。“那些岁月艰苦难熬，可人们不屈的精神、灵魂上的自由、心灵上的不羁，无可比拟！”阿依古丽的这句话，或许很难理解其深刻内涵，而在上世纪40年代，吃、住、暖这些基本的生存条件，很显然严重困扰着包括冼星海、父亲、姑姑在内的所有人。

　　回顾冼星海短暂生命里的音乐创作，如夏花般绚烂。居无定所、寄人篱下、食不果腹、担惊受怕的日子，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却极为重要，自我完成了突破，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峰。在哈萨克斯坦，他完成了众多作品：交响组曲《后方》《满江红》，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交响诗《阿曼盖尔达》《诗歌十首》《中国狂想曲》，改编哈萨克民歌以及其他作品。冼星海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音乐家，也是哈萨克斯坦人民的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