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人生
◎克兰
有一年，我们一家三口从阿勒泰出发回东北探亲。在乌鲁木齐等卧铺票期间，买了萨特的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这本小书让我在旅途中感悟了“写作即存在”的真谛，也让我领会了“功夫在诗外”的真义！一个执著于写作的人，总会不经意地把自己摆进字里行间，并以另一种面孔出现在读者面前，而读者往往被作者这一招数所迷惑！
那时，从乌鲁木齐到北京的T70次列车要跑三四天。闲暇，我坐在车厢过道的小椅子上，随手翻着《文字生涯》，在第二章“写作”扉页的翻口处，我潦草地记下一段话：“成为作家和加入作协曾是我的执念，而且折磨了我好久。现在，我不再持有这个执念了，就像螃蟹不再夹住那只手，我们都自由了！”这段话放在今天，也不好拿到台面上说，只能写在书缝里。
从大二发表诗歌处女作起，我便执著于文学梦，从未想过也“看不上”公文写作。可冥冥中却进了机关，而且整天跟公文打交道，通知、报告、总结、讲话稿……都写过，通俗点就是“搞材料”。这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差事，但往往能考验一个人的适应能力和文字功底。如果遇到水平高或文字讲究的上级，你可以学到许多课堂、书本上都没有的知识。有经验的老同志经常安慰“搞材料”的年轻人：“头稿头功！”意思就是写第一稿的人，无论写得如何，都有功劳。这个论调激励着我，在繁琐的文字工作中获得了常人难以体验的苦和乐！
我进机关工作时已满30岁了，属于基本定型的人，好在有读书积累和十多年的写作实践，很快就适应了公文写作。一次，部领导如是勉励：“小常，五年之内你要成为部里的笔杆子！”我当即表示：“五年太长，争取三年吧！”敢这样答话，是我书生气的特质，但更主要的是部领导文字水平高，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我自信打个“提前量”也许能给人带来惊喜。
后来与部领导在文字工作上的磨合，证明我的“提前量”既有风险，也有收益——某天，我被安排写篇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的讲话稿。我阅读了相关文件和文章后，很快完成了起草工作。交稿后，部领导晚上排班，一段一段修改讲稿。遇到“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这句话时，部领导忽然问：“这话是从哪儿来的？”“是胡绳的文章。”“在哪刊登的？”“《中国青年报》！”领导略有所思，顿了一会儿又说：“删掉吧！”说实话，这篇讲话稿我下了功夫，把这句话写进去时还很得意，为留下它，我们僵持了许久。“《人民日报》还没有刊登这篇文章嘛！”最终，这句话还是被删除了。一个月后，上级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里出现了这句话。“小常，你还是有点预见性的嘛！”听罢，我露出了一副赧颜，不过，内心还是挺自豪的。
长期搞文字工作，难免会做些“傻事”。有一回，办公室主任交给我一篇讲话稿的大字打印件，嘱咐我把容易读错的字词用常见同音字标注一下。我通读完全文，对可能“读白字”的字词一一做了标注，校对后反馈给主任。不久后，我跟上级去某矿区调研。路上，上级忽然跟我聊起他的早年经历，说在团场时当过文书，后来进机关也搞过文字工作，没少吃苦头。我聆听着，并未联想之前的事。调离山城后，有一年回阿勒泰过春节，岳父闲聊时忽然提起我给讲稿注音的事，看着岳父的神态表情，估计是听别人说我做了一件“傻事”。我傻笑了一下，也没作详细解释。
往事并不如烟——因为，那时那事对我而言，既是职责也是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