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少年的春节记忆
◎杨建英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到了“近事模糊远事真”的年纪。对于这一生命的常态，多数人视其为衰老的征兆，不免忧心忡忡；而于我这般偏爱思乡念旧之人，非但不恼，反倒觉得有了这生命机能的加持，让我的怀旧时光愈发生动逼真。就拿眼下过年来说，可资回味的往事委实太多。恐记忆纷乱，我们不妨循着流行于北京一带的古老歌谣（姑且称之为《春节倒计时歌谣》），一点点复盘、回望，哪怕所记并非同年片段，也都是心底最珍贵的念想——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猪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贴对联；三十晚上熬一宿；正月初一上街扭……”
腊八节
说实话，我们村对这个节日的重视，远不及如今——没有雍和宫前的长队，也没有社区里的通宵忙碌。想起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那句：“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这“稀”字，指的便是北方的粥、南方的稀饭，那是镌刻在一代人记忆深处的饮食印记。
虽说腊八粥用料多样、滋味醇厚，常被世人津津乐道，但对于我们这些吃惯了白薯粥、南瓜粥、红豆绿豆粥、蔬菜粥的村民来说，也不过尔尔，算不得稀罕物。至于南方盛行的“皮蛋粥”“瘦肉粥”，在村里人眼里更觉稀奇——有肉，要么炒要么炖，怎会有这种“怯”气的吃法？
可话虽如此，“过了腊八就是年”的老话摆在那里，作为春节的“排头兵”，这日子终究也要放在心上。那些红黄绿的豆子，还有红枣、葡萄干之类的珍贵干果，都是漫漫时光里一点点攒下来的。
二十三，糖瓜粘
小时候，我压根不知道腊月二十三的真正含义。直到长大以后，读老舍的小说、听侯宝林的相声，才晓得这一天是小年，习俗核心是“祭灶”。只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祭灶的规矩早已模糊，唯有糖瓜还记得——良乡西北关的农贸市场上卖的，叫关东糖，圆鼓鼓的，像极了“迷你老倭瓜”。想来“糖瓜”之名，也由此而来吧。味道煞是甜美，只是小心粘牙。
二十四，扫房子
我打小就怕腊月二十四扫房子。这天，我和哥哥几乎成了城隍庙里的小鬼儿。从屋顶扫落的尘土钻进眼耳口鼻，好些天吐出的痰都像小泥球，呼吸间带着生腥味儿，眼睛里布满血丝。那时哪有一次性口罩？想过用面口袋罩头遮尘，又怕那模样太像披麻戴孝，只好作罢，最后只能找块破布或旧衣裳裹住脑袋。但一切都值得，住了十几年的老屋，经这一番清扫，顿时光鲜一新——屋顶的苇帘（俗称“盖笆”）、檩条、椽子、房柁都褪去积尘，露出本色纹理与光泽；墙壁粉刷得四白落地；屋中几件陈旧家具包浆泛新；新糊的窗户纸在傍晚暗蓝色天空的映衬下，真个是“白格生生”。
二十五，磨豆腐
我总觉得，那歌谣大抵是为京城宅门大户人家写的——像大管家分派差事，哪天该干什么、干多少，清清楚楚。可对我们这样的农家小户，谁家有底气自己磨豆腐？那会儿，连走街串巷的商贩都少见。我们吃的豆腐，都是生产队统一操办的。一进腊月，农户们推碾子碾黄米、蒸年糕，忙着自家的年事；生产队也没闲着，泡芡粉漏粉条、磨豆浆做豆腐，忙得热火朝天。石磨转动，大牲口拉磨，专门的“操作间”里分工有序——集体的力量在这里显露无遗，这般阵仗，小门小户哪儿能折腾得起？
生产队的豆腐，不按人口分、也不论价卖，只管用粮食换，豆类、谷物、老玉米都行。具体怎么个换法，我已记不清，只知道那用卤水“点”的豆腐，鲜嫩无比，是如今再好的豆腐也比不了的滋味！
炖肉、杀鸡、发面
“二十六炖猪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多半是为了合辙韵押才这么写的，图的就是朗朗上口。可实际的年关景象，远比歌谣里热闹繁杂——这几天，是一年中最“疯狂”、最“白热化”的日子。村道上烟尘四起，人们或骑车、或步行，匆匆穿行，要么去良乡赶集，要么到供销社采购，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些许忙乱，却也藏满了对新年的期盼。
过年的肉，早早就备下了——得起个大早，赶去良乡修造厂，挑一块“五指膘”的；还要买鞭炮“小铁杆儿”、年画窗花、灯笼锅盖儿、“气眼儿”鞋带儿，还有茶壶茶碗、海带瓜子儿、粉肠肉肠这些零碎，把过年的家底置办得足足的。至于炖肉、杀鸡，就得依各家的实力而定了。我家不会这么早炖肉——一来舍不得，二来那块肉还要留着炒菜、拌馅儿、炼油渣、熬肉皮冻，哪一样都离不开它。家中那几只鸡，又有谁舍得？公鸡得留着“踩蛋”，老母鸡还指望它下蛋换油盐呢！那时节，“鸡屁股”就是俺们农家的“GDP”。至于发面蒸馒头，早就和豆包、年糕一起放进了“小耳房”的瓦缸里，当然，炸好的豆泡和豆腐也冻在里头。这个天然的土冰箱，就是我整个正月的“幸福源泉”，嘿嘿……
二十九，贴对联
说实在的，春联怕是春节文化中硕果仅存的传统了。如今饺子随时吃，鞭炮随时放，新衣天天穿，似乎只有这春联，还得等到过年才郑重其事地贴上，添几分年味。
或许是我那时年纪小、识字不多，也欣赏不来书法艺术，所以对贴春联并不热心，记忆也淡。倒听母亲说起过爷爷当年贴春联的情形，至今想来依然鲜活。
据说爷爷在世时，每年年三十白天，都要去良乡赶“穷汉子集”。从集上回来，吃过年夜饭，天刚擦黑儿，他便让母亲举着煤油灯，一前一后挨个儿贴对子——门框、水缸，灶台、粮囤、耳房……一路挂红，小院登时熠熠生辉，满是年的喜庆。
我曾问过母亲：“爷爷和你都不识字，怎么分得清上下联，又怎么知道哪个位置贴哪副呢？”母亲笑着说：“你爷爷心细，让写字先生写好之后，按顺序摞好、卷好，贴的时候，小心翼翼依次展开，准‘没跑儿’（错不了）！”
比起贴春联，我更喜欢的是年画。我自小文弱，不喜欢燃花放炮，觉得心惊肉跳；只喜欢张灯结彩粉饰陋屋，闻油墨的芳香、读引人的故事、赏精美的绘画。年画里，我最欣赏有连环画性质、被村民称之为“小四扇儿”的——有八大样板戏的剧照，也有古典故事的工笔画，《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大闹天宫》《武松打虎》《岳家小将》，每一幅都栩栩如生。在那个买不起小人书的年代，我就靠着这些连环年画，张家看水浒、李家读聊斋，左邻观《红灯记》、右舍望《沙家浜》，照样在故事的世界里“大快朵颐”，滋养着心底的欢喜。
年画，是仅次于春联的新春喜庆符号，再清贫、再困难的家庭，过年也都要买上几张，添几分年气。年长后才晓得，那些陪伴我童年的年画，竟出自刘继卣、王叔晖、任率英、华三川等大师之手。如此说来，当年贫穷的大马村，家家户户的土墙上，竟都藏着一个小小的“美术馆”。所以，若说我的童年营养不良、羸弱不堪，我一百个同意；但要说我那时精神生活枯燥乏味，我却万万不能认同。比起如今的速食快餐文化，我那时接触的，可都是结结实实的“五谷杂粮”，滋养得我内心虎头虎脑、丰盈饱满。
三十晚上熬一宿
自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首届春节联欢晚会，古老的春节便多了一项全新的年俗——看春晚。而且它后来居上，刚一冒头，就蛮横地挤占了“守夜”习俗，霸占了整个除夕之夜。为此，曾有专家提议，把守夜的仪式感还给春节，建议春晚要么提前一天，要么延后一天播出。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村也零星添置了电视机，我家周围也有了这个稀罕物件。于是，除夕夜该到谁家去看春晚，渐渐成了一个新的“乡村课题”。有的人家热情好客，每晚屋里满是人，笑声朗朗；有的人家则性子内敛，不喜欢热闹，门中冷冷清清。一方小小的荧屏，竟成了人缘好坏的“展示牌”，藏着邻里间的人情冷暖。
我家前排有户人家，养了好几个女儿，家里总是一尘不染。有一次我去看电视，不小心掉了瓜子皮，挨了顿训，之后再也不去了；我家后排有户人家，壮劳力多，年终分红也多。先前，我妈曾去他家借钱，他家没借（而我家却不止一次借给他家全国通用粮票），这般凉薄，我也记在心里，再没踏进那家的门。村南头有对老两口，儿子当过海军，后来转业当了海员，走南闯北见过世面，还从日本带回东芝原装的黑白电视机……所以，别小看我当年只是个懵懂的乡村少年！在后来听到《我的中国心》、生出家国情怀之前，我心里，早已装着一颗纯净安闲的“乡村之心”。
以上，便是我所能记起的童年春节的全貌。
那样一个骨瘦如柴的童年，哪能消化得了这般大密度、高甜度的美好？这份美好，需经过时光的浪潮一遍遍涤荡、沉淀，直到我步入花甲之年，再慢慢反刍这份藏在岁月里的甜蜜，才真正读懂——童年封存了佳梦，岁月却馈我良多。
我不知道，这些滚烫的童年记事，何以被称作“忆旧”。这些散发着花蕊气息、带着初生视角、映着晨光的往事，鲜活如初、澄澈依旧，又何“旧”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