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诗的尽头找到自己言说的声音——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访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刘萌萌

　　“当阿尔泰山还是小土丘，和布河还是小溪流的时候，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万物长大，江格尔就在那时长到二十五岁，美男子明彦也长到二十五岁。本巴国所有人约好在二十五岁相聚，谁也不再往前走半步。”初读《本巴》，仅仅这几句就让读者足够惊艳。

　　8月12日，在刘亮程定居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专访了刚刚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这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在木垒书院的书房里，刘亮程的语速很缓慢，时而引入幽微的观察，时而卷起辽阔的想象，将人带入进自然万物里。听他的述说，无疑也是和新疆这片大地以及时间、乡村、史诗对话。

　　聊着聊着，刘亮程在书房待不住了，“我领你们转一转吧”，然后当起了向导。一会儿带着记者看山坡上那群肥胖的白鹅，一会儿得意地指他刚完成的小景观——一个茶座，一会儿在海棠树下说“今年雨水不足，果结得不好”。一路上，他停停走走，讲着院内的各种花草植物，“《捎话》和《本巴》就是在这里听着虫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写下的。”

　　被“人人活在25岁”触动

　　记者：有人说，《本巴》是一部真正的时间之书，对此您怎么看？

　　刘亮程：我最早受《江格尔》的触动，是史诗中的那几句诗歌，“江格尔的本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人都二十五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我想写一部关于时间的史诗，大家知道史诗属于“神构”世界，它有言出法随的伟力，它说让人人活在25岁，是可以做到的。但我写的是一部现代小说，现代小说是虚构，它需要内部的合理性。如何让人人活在25岁，不会衰老不会死亡，这是我在小说中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我发明了3场游戏，搬家家、捉迷藏和做梦梦。搬家家可以让人回到童年，如果你不幸活到了老年，那么你可以在搬家家游戏中朝回走，一路回到自己的青年，再回到童年。如果你觉得人世拥挤，你可以在捉迷藏游戏中把自己藏起来，也可以把整个世界藏起来。第三场游戏做梦梦，是整部小说中最重要的，人们可以活在自己的梦和梦想中，这是《本巴》整个小说的氛围。我们在自己的梦想中可以过完今世，梦成为一处永恒的家乡。在这块辽阔的大地上，人们在梦与醒之间，在时间辽阔的旷野上自由穿行，完成自己的辽阔生命，这就是《本巴》所塑造的没有衰老、没有死亡，人们可以在时间中来回自由穿行的一个“本巴世界”。

　　记者：难怪您说，是《江格尔》为《本巴》的创作赋予您智慧和力量。

　　刘亮程：大概10多年前，我的工作室在做地方旅游文化方面工作，有幸获得给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做江格尔文化的机会，我带着工作室的几位同事在那里待了很长的时间，那时跟当地的蒙古族牧民打交道，也有幸倾听了非常有名的江格尔奇加·朱乃的史诗说唱。

　　我记得那是一个夜晚，当时加·朱乃已经80多岁了，这位老人坐在草原上，拉着马头琴吟唱，远近骑马赶来的牧民围坐在他的四周。随着天渐渐变黑，草原上人的影子也变得很长很长，长到跟远山的影子连在一起。老人声情并茂地唱着《江格尔》，你感觉那种声音仿佛传到了天上，又转入到地下，又像是传到遥远的祖先那里，然后又传回来。就是那个时刻，你感觉一个人跟他的今天和过往是可以连在一起的，人和渺远星空、辽阔大地上的万千草木、万千生命也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那场说唱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所以当我写作《本巴》的时候，其实我从史诗说唱中获得了一种辽阔感，这种辽阔可能恰好是新疆的地貌和遥远的历史文化所赋予我们的，《本巴》本身就有这样的气质。

　　记者：听您描绘，我仿佛也听到了江格尔奇的吟唱。

　　刘亮程：是的，当时我也没有觉得要去为《江格尔》史诗去写一部长篇小说。多年之后，我在木垒书院耕读写作，那时在草原上听到的说唱史诗的声音，突然就回来了。

　　这本书其实写得非常愉快，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写作时，我心中回想的就是草原之夜，年老的江格尔奇用他沧桑的声音，在草原的微风中颂唱《江格尔》，那种声音可以连天接地，我也可以用我的小说和文字，用一个现代人的心灵跟一颗古老的心灵去产生碰撞，产生对接。拿起笔，我就成了一个现代的江格尔奇，完成了一部古老史诗的新篇章，这部新篇章就是《本巴》。所以《本巴》是在史诗遥远声音的尽头，找到了自己言说的声音。

　　文学在解决时间问题

　　记者：不仅仅是《本巴》，很多人在看您的作品时，会看到风，看到沙尘，也会看到时间。

　　刘亮程：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在沙漠边，听到最多的就是风声。后来在我少年时期，就萌生一种想要言说的欲望，这种欲望是我一直在用沉默的文字在写作，仅此而已。一个人想说话，想表达内心那么多东西，想要说给自己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作家了；想要说给别人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演讲家。

　　文学永远是说给自己的，别人有幸听到而已。

　　记者：现在的您是不是离不开写作了？

　　刘亮程：也不是离不开。是因为除了写作，再没有其他对我来说更有意思的工作。我年轻时做过乡农机站的管理员，开过饭店和酒吧，后来又在这建了个书院，但是所有这些事我觉得最后都是生活，但一个人生活完了以后，还能留下什么？就是文学。生活是一往无前的，是一次性的，我们活到老就活到老了，但是文学是我们活完之后还能再活回来。

　　所有逝去的生命，这块大地上的生老病死都可以在文学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有逝去的先人都能在文学中再度回来，那些消失的人的喊声，草木的声音，万物的声音都能在文学中再度回来。

　　当我写出《本巴》的时候，我知道那个远去的世界，在史诗中被保存下来的草原世界，再一次在一部叫《本巴》的现代小说中又活了过来。文学在解决时间问题，它在流逝的时间中，让流逝的人们顺着一条倒流河又回到了我们的眼前，文学当然是可以做到这样的。

　　记者：从《一个人的村庄》到《虚土》《凿空》《捎话》，再到《本巴》，您都是在寻找流逝的时间。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是我30岁时在乌鲁木齐打工时，回望被我“扔”在沙漠边的遥远村庄，写的一部散文集。我是在写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人们共同的情感、共同的生活。后来写了《在新疆》《凿空》《捎话》等，每一部书都跟自己的生命阶段有关系。

　　一个作家写作，并不是想写什么就能写出什么，生命阶段到了某一个时期，能深刻感受、感悟并能消化和接受生活给你的那些东西时，你才能呈现它。所以两年前写出了《本巴》，是我的生命阶段到了，结出一棵叫“本巴”的果树，它准备了20年，其他那几本书可能准备的时间更长。

　　我对乡村大地上的事情很关注

　　记者：您曾经搬离乡村，为什么10年前又选择搬离城市？

　　刘亮程：我50岁那年对写作也没有多少欲望，就想找一个地方安心养老，后来就鬼使神差地转到菜籽沟了，然后就住了下来，这一待就是10年。20岁时我在乡村，30岁时在城市，没过几年城里人的生活，突然又掉到沟里，变成一个农民。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种菜、写作这两件事，写累了就去菜地里面干干农活。这里虽然是一条沟，但是它又如此之美。我的院子保留了自然，所有的树都在自然生长，我们从来不去修剪树，因为我知道树有它自己的生长意志，它每发一个芽、生一个枝都有自己的想法。这10年，我的生活基本上做到了《一个人的村庄》这本书中所写的一个人在自然中的生活，我也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也愿意在这样的山水间去度过自己的晚年。

　　一个生命其实没多长。你在城市里待了10年，这10年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写了多少篇稿子、出了多少新闻，可能并没有想过吧？我在这里待了10年，这10年怎么回事，我知道——就是对面山坡上的麦子黄了10次，就这么简单。

　　记者：所以在您的写作中，乡村从未缺席。

　　刘亮程：我对大地上的事情，尤其乡村大地上的事情关注得非常多。就像每年秋天麦子熟的时候，我会去村里问问今年的麦子卖多少钱，因为卖多少钱，关系到农民的收成，包括今年哪个地方出现了旱灾、涝灾等等，我都关心。

　　我是一个从乡村出来的人，从小在村里面务农，耕地、播种、拔草、收割，各种农事我都会。所以农耕土地上发生的许多事，都会让我揪心。我们旁边这个村里面有一户人家，今年旱了，麦子没收成，我听了就很难过。土地上的事就是我的事，它并不是别人的事，所以它在我的作品中也不可能不呈现。只有关心这块自己生活的土地，文字中才会有这样的关怀和情感。

　　文学是最好的文化润疆产品

　　记者：获奖后，您特别感谢了新疆多民族文化生活对您的滋养。

　　刘亮程：在新疆这块地方生活写作，最大的滋养就是新疆多民族的文化生活。我在文联上班，各民族的同事都有，你可以听到不同语言。在那样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就知道了这块土地上文化的丰富性，还有人们生活的多样性，这对文学来说，就能获得许许多多的视角去表达去呈现这块土地。

　　记者：作为新疆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您对新疆原创文学有何期待？

　　刘亮程：茅盾文学奖给《本巴》，只是对我个人和我的创作的一种奖赏，我觉得新疆整个的文学写作水平其实很高的，尤其新疆多民族文学创作，在全国也有自己的位置。

　　我非常喜欢看新疆其他民族作家的文学作品，也经常推荐他们的作品。他们笔下的生活，不管是生活在新疆的我们来读，或是新疆之外的读者来读，都是新鲜的、遥远的，同时又是亲近的。我觉得这就是新疆文学的魅力，希望新疆各民族的写作者去写好新疆这块土地上的原生故事，去写好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情感。

　　文学可能是最好的文化润疆产品，像《一个人的村庄》，从出版到现在，经历近30年，销售数千万册，它其实是把新疆的一个遥远村庄通过文字带到了其他地方，甚至翻译成了几种语言，带去了世界各地。《一个人的村庄》写的是新疆这块土地上农耕文化所结的一个硕果，它同样也可以去滋润人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