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疆故事丨乌兰牧骑，从伊犁河畔出发
伊犁州乌兰牧骑队刚成立时女队员合影。一排左起关瑞兰、孜来汗，后排左起海尔尼沙、郭玛丽、帕提玛、罕克孜。
1968年表演小提琴协奏曲的关吉明（左）和顾永进（右）。
文/图 郭玛丽
几十年来，总有人拉住我们这些老乌兰牧骑队员问：“你们那支队伍的人都去哪了？怎么就没消息了？”每次听到这话，心里都像被暖风吹过——难得这么多年过去，还有人记着我们这些当年的少年人。我翻出压在箱底的老照片，指尖抚过泛黄的影像，记忆突然就活了过来，像老电影似的在眼前流转。
是啊，今年整整60年了！60年光阴弹指而过。那时我们正值花季，带着“把党的声音送到农牧民身边”的嘱托，成了走村串户的“文艺轻骑兵”。没人知道我们踩着马粪走过多少山路，也没人见过我们在雪地里冻裂的手指——但那些用汗水泡软的琴弦、被掌声焐热的舞台，成为生命里最亮的光。
一
1965年6月初，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化教育处从八县一市的中学生中精心选拔了38名有文艺天赋、形象出众的学生，组建了“文化艺术专业速成班”，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速成班的师资全部由伊犁州文工团的专业演员担当，课程设置丰富，包括音乐、器乐教学和舞蹈基本功训练，舞蹈主要学习中国古典舞和新疆民族舞。除专业课外，还包括学习内蒙古乌兰牧骑先进经验。
经过3个月的严格培训，最终选拔出顾永进、苏力坦嘎孜、艾尼、阿布都力木、关瑞兰、郭玛丽、罕克孜、海尔尼沙8名15岁至17岁的优秀学员。这支年轻的队伍由刚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批新疆学生之一沙黑担任队长，州文工团派出了帕提玛任舞蹈教练，刚从伊犁卫校毕业的孜来汗担任随队医生，还有来自州电影公司的吴国兴负责电影放映，司德克江担任马车夫。这支13人的团队，就是后来闻名新疆的伊犁州乌兰牧骑队。
文艺队建立之初，条件极为艰苦：一辆胶轮马车、四匹马、两箱演出服和道具，以及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是我们的全部资产。组织为每位队员配备了皮大衣、雨衣和毡筒靴(用毛毡做的鞋)，为孜来汗医生配发了简易医疗设备，为吴国兴配发了电影放映机，艾尼则领到了一套理发工具。
作为乌兰牧骑队员，我们每个人都努力达到“一专多能”的要求。沙黑队长精于演奏手风琴，顾永进和苏力坦嘎孜专攻小提琴和艾捷克，阿布都力木擅长弹热瓦普，关瑞兰的竹笛吹得清越悠扬，帕提玛的冬不拉弹得热情动人，罕克孜和海尔尼沙精通独它尔，艾尼的手鼓敲得激情澎湃，而我则潜心钻研扬琴演奏。初握乐器生疏感满溢、按键发涩、音符破碎，经昼夜练习，指尖渐稳，旋律从断续到流畅，每个队员终与乐器达成心手相应的默契。
1965年9月，这支充满朝气的队伍正式被命名为“伊犁州乌兰牧骑队”。“乌兰牧骑”语意为“红色的嫩芽”，象征着我们是党培育的红色文化工作队。队部设在原伊犁州第二师范学校大院内的平房里，毗邻州友谊医院。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就像一块块未经雕琢的白玉，以饱满的青春热情投身工作，随时准备响应党的号召。这份纯真的信念和责任感，成为日后支撑我们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
1965年10月初，正值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典，我们这支年轻的乌兰牧骑队伍突然接到一项光荣任务——前往机场迎接中央代表团。在随后的庆典活动中，我们有幸在州体育馆观看了庄则栋与徐寅生的乒乓球表演，更是一次不落地观摩了内蒙古乌兰牧骑的精彩演出。他们精湛的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队伍虽小却技艺精湛，每个队员都身怀绝技，吹拉弹唱样样精通。那些充满生命力的节目深深打动了我们，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一专多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乌兰牧骑队员必备的素质。
帕提玛是我们敬爱的舞蹈教练，她曾在新疆军区文工团接受过两年专业舞蹈训练，拥有扎实的舞蹈基本功和精湛的技巧。在训练中，她总是耐心细致地指导我们练习各种高难度动作——从基础的跳跃、大跳到复杂的“倒踢紫金冠”，从优雅的旋转到高难度的蹿翻、旋转、空翻。没有音乐伴奏时，艾尼就用手鼓为我们打鼓点节拍。我们起早贪黑地刻苦学习、训练，在她的悉心指导下，很快就掌握了舞蹈技巧的要领。为了让我们快速成长，帕提玛倾注了大量心血。
沙黑队长是位学识渊博的音乐家，更是出色的声乐导师。每天他都抽出一两个小时传授音乐知识，从最基础的音节、音符到复杂的节拍，他都反复讲解直到我们完全掌握。这些宝贵的音乐素养为我们今后的创作、表演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每个人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我们在伊犁剧院进行了首场汇报演出。8位演员倾情演绎了多个精彩节目：集体舞《伊犁赛乃姆》《丰收舞》《劳动舞》等；双人舞《毛主席来到咱村庄》《洪湖水浪打浪》《顶碗舞》；歌曲《战士歌唱毛主席》《可爱的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农民之歌》《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每位演员都各尽所能，完成了整场演出。
演出收获了观众和领导的热烈掌声，称赞乌兰牧骑队是最年轻、最有前途的文艺队伍，并为我们规划了发展蓝图。
二
下乡演出的第一站是伊宁县。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队伍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如下乡期间每日进行业务训练，保持严谨工作作风；及时收集当地好人好事，进行即兴创作，反映现实生活；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每人每天交4毛钱伙食费和1斤粮票；演出化妆时间严格控制在5分钟内；除表演外，每位队员还需承担理发、医疗、宣传等便民服务。下乡前，我和海尔尼沙从伊宁市书店领取了一批科普书籍，内容涵盖农业、畜牧、医学等。孜来汗医生则前往药材门市部领取药品，帕提玛协助医疗工作，并学会了基础护理技能。
10月初，伊犁州文工团导演大木塔里普随队出发，队员的行李（被褥、枕头）、演出道具、书籍、药品等物资装了一辆马车，但由于载重过大，马匹行进吃力。年轻队员主动下车步行，抄近路提前抵达潘津乡。
当地大队干部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协助安排住宿和演出场地。队员们迅速行动，有的布置舞台，有的设立便民服务点，为村民提供免费理发、医疗咨询、科普书籍借阅等服务。我们还张贴了当晚放映的电影海报，吸引了许多村民前来围观，现场热闹非凡。
晚饭后，演出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顾永进、苏力坦嘎孜调试弦乐，艾尼的手鼓因天气寒冷而音色不佳，经火炉烘烤后才恢复正常。夜幕降临，舞台前人山人海。我和海尔尼沙担任报幕员，节目依次上演：表演唱、独唱、二重唱、双人舞、独舞，沙黑队长的手风琴伴奏，集体舞的表演带动了全场气氛。演出结束后，电影放映员先放映了农业科普幻灯片，随后放映战斗故事片，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随后几日，我们辗转多个大队、小队，继续开展服务与演出。在吐尔潘于孜，村民向我们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当地一个恶霸地主为强占民女，竟将她的父亲吊死在街边大树上的悲惨故事。导演大木塔里普和沙黑队长深受触动，连夜创作出独幕话剧《沾满血迹的大树》。
苏力坦嘎孜饰演地主，罕克孜饰演民女，艾尼饰演父亲，其余队员扮演打手和村民。话剧排练完成后，当晚与歌舞节目一同上演。表演真实感人，台下观众泣不成声，高呼“打倒恶霸！”许多人含泪诉说旧社会的苦难，感谢我们带来这样的演出。
次日离别时，村民们依依不舍，道路两旁站满了送行的人。这一幕深深感动了我们，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服务基层的信念。
司德克江熟练地套好马车，队员们背着各式乐器，徒步前往其曼巴格、吉尔合朗等大队、小队进行宣传演出。在一次表演《沾满血迹的大树》时，发生了惊险一幕——当艾尼扮演的父亲被“恶霸”活活“打死”在台上后，他竟久久未起身。直到谢幕时大家才发现，他因入戏太深导致体力透支而昏迷。在孜来汗医生的紧急救治下，艾尼终于苏醒过来。这场意外非但没有影响演出效果，反而因演员们真挚投入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1966年2月底，我们的队伍再次踏上伊宁县未去过的地方。这次随行的还有一位新华社记者。我们按照交通路线，从伊宁县西北到东南，走遍了每一个公社大队、小队和牧场，如果碰到连下3天雨的情况，我们就排练乐器合奏，等天晴后再出发，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村落。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我们始终坚持一天两场演出，从未有人抱怨。每当遇见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队员们总会停下脚步，为他们献上即兴表演，为病人诊治，而艾尼娴熟的理发技艺更是受到农牧民的热烈欢迎。
最令人难忘的是在团结公社（今墩麻扎镇）的演出。当时那里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工程建设，我们在工地上为建设者们献上了精彩的演出并放映电影。那位记者全程记录着我们工作的点点滴滴，他敏锐的观察和生动的笔触，最终化作一篇题为《伊犁乌兰牧骑轻骑兵队纪实》的通讯，于1966年6月刊登在《伊犁日报》上。
1966年4月，我们前往皮里青煤矿慰问演出。清晨抵达矿区后，大家立即投入到各项服务工作中。下午演出刚结束，正当准备放映电影时，沙黑队长突然宣布要带我们下矿井体验矿工的工作环境。
矿工师傅先下井，几位女队员的尖叫声在井筒中回荡，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下井。拐角处那盏摇曳的马灯是唯一的指引，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向下移动。当终于抵达30多米深的井底时，眼前景象更令人震撼：在几盏马灯微弱的光线下，矿工们黢黑的脸庞几乎与煤壁融为一体。
带领我们下井的矿工详细讲解了采煤过程：先要挖半米左右，然后支起粗木桩支撑顶板，采掘到一定程度后，再由技术员敲掉支柱让煤块崩落。看着装满煤块的吊桶在吱呀作响的绳索中颤巍巍上升，罕克孜、帕提玛和海尔尼沙情不自禁地为矿工们唱起了歌，歌声在幽闭的矿井里格外清亮。这一刻，我们才真正明白，千家万户炉膛里燃烧的温暖，原来是矿工们用生命危险换来的。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
重返地面时，我们变得和矿工一样满脸乌黑，只有眼白和牙齿是白的，相视大笑的声音划破了夜空。在矿区澡堂洗去一身煤灰后，我深深体会到劳动的光荣与伟大，也明白了我们文艺工作者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要把最真挚的敬意，化作最动人的歌声，献给这些最可爱的人。
三
1966年5月，乌兰牧骑队接到指示，前往霍城县开展巡回演出，随行的还有伊犁州文工团舞蹈家萨达提老师。我们的第一站选在了猛进公社（今惠远镇），这里生活着汉、维吾尔、回等多个民族的群众。在惠远城鼓楼前搭建的简易舞台上，演员们倾情演出，观众们看得入迷，掌声经久不息。
结束猛进公社的演出后，我们又前往驻地部队演出，乐声铿锵，歌声嘹亮，台下掌声如潮涌，喝彩声震营区。随后，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县城。在那里，我们用多民族语言表演的歌舞节目，赢得了观众“人数虽少，但节目精彩”的赞叹，这份认可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次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行程。雨停后，我们立即赶往芦草沟公社。途经清水河公社时，眼前的景象令人揪心——道路两旁的庄稼倒伏一片，果树上的果实所剩无几。当地村民告诉我们，前一天这里遭遇了鸡蛋大小的冰雹袭击，不仅农作物损失惨重，连农户饲养的小鸡、小鹅、小鸭也未能幸免。赶到芦草沟公社时，干部们正在紧张地组织救灾工作。“你们是第一支来慰问的队伍！”他们激动地说。
当晚的广场演出上，我和关瑞兰即兴创作并表演了小品《抗灾保畜》，再加上各民族的歌舞节目，整场演出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谢幕时，受灾群众纷纷上前拥抱我们，热泪盈眶地说：“你们不仅是第一支来慰问的演出队，还帮我们理发、看病、打针……”这份真挚的感激之情，让我们深受感动。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解放军救援队伍开进了芦草沟公社。看着军民携手开展救灾工作、帮助农民抢种补种的场景，队员顾永进深受触动，当即把报纸上刊登的诗歌《革命战士下乡来》谱成歌曲，并在途中教会了全体队员。在随后的巡演中，我们不断创作新的节目，用歌声和表演鼓舞灾区群众重建家园的勇气。我们的足迹踏遍了灾区的每一个大队、小队，嘹亮的歌声在田间地头久久回荡。
一次演出，我们启程前往天山深处的牧场。一位热心的汽车司机将我们送到山脚下。还未下车，就看到几位牧民牵着十几匹骏马在等候。每个队员都要骑马进山，牧民见我胆怯，特意为我挑选了一匹最温顺的马。这是我第一次骑马。刚上马背还未坐稳，马儿突然奔跑起来。我惊慌失措地从马背上摔下，一只脚却卡在马镫里，被拖行了百余米。沙黑队长见状大惊，飞奔上前拉住缰绳。脱险后，我竟坐在地上开怀大笑。
重整旗鼓后，我们继续前行。羊肠小道蜿蜒曲折，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后，眼前豁然开朗——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如画卷般展开。漫山遍野的野花随风摇曳，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队员们纷纷下马，将一路的疲惫抛到九霄云外，在没膝的花海中欢呼雀跃，尽情释放着内心的喜悦。可惜当时没有相机，无法记录这动人的美景与欢快的瞬间。此后岁月里，我再未见过如此美丽的草原。
有一年隆冬，我们在前往红旗公社（今萨尔布拉克镇）的途中，一条冰封的河流拦住了去路。为赶时间，我们毅然踏冰过河。薄冰碎裂，刺骨的河水瞬间浸透鞋袜，冻得大家直打哆嗦。在沙黑队长和苏力坦嘎孜的鼓舞下，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此时裤腿和鞋袜早已冻在一起，好心的牧民老人见状心疼落泪，连忙生起炉火为我们取暖。尽管环境艰苦，但没人抱怨，因为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莫乎尔、阿克吐别克等偏远公社的演出经历，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这些地方交通闭塞，当地干部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地方从未有过文艺演出和电影放映。最难忘的是前往阿克吐别克公社阿克加孜克大队的艰险旅程。我们骑着马，沿着悬崖峭壁间的羊肠小道前行，脚下就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直到夜幕降临，我们才抵达阿克加孜克大队。热情的牧民们宰羊炖肉，用最隆重的礼节款待我们。
演出结束后，牧民们围着乐器好奇地抚摸询问：“这些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好听？你们怎么会唱会跳会演奏？”在随后的电影放映中，当影片里打仗的镜头出现时，一位牧民突然大喊：“要打仗了，快跑！”顿时现场大乱，牧民们纷纷跑去解马缰绳。沙黑队长和队员们急忙用哈萨克语解释这只是电影，惊魂未定的牧民们这才回来继续观看。此后每到一处放映电影，我们都会事先说明，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在乌兰牧骑队的6年，我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党赋予的两个文明建设事业。我们感恩，感恩在青春芳华时能接受艺术的熏陶；感恩在上山下乡的巡回演出中，那些艰难困苦对我们的磨炼；更感恩我们这个由多民族演员组成的集体——虽非一家，却胜似一家！
这6年的历练，为我们积攒了人生最丰厚的财富，也成就了每位队员未来精彩人生的不灭印记。如今，我们这些老乌兰牧骑队员在不同领域深耕，却同样带着对专业的热忱前行。
特别令人感怀与惋惜的是，有4位老队员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为乌兰牧骑事业洒下的汗水与热情，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今天，有年轻人和后来者成为新的乌兰牧骑，他们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天山南北。
愿乌兰牧骑的故事永远流传！愿这份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初心代代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