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35岁焦虑”！国考放宽年龄限制，就业风向变了吗？

　　11月30日，2026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如期举行。其中，乌鲁木齐设置40余个考点，相比往年最大的变化是，考点多了“大龄青年”面孔。

　　作为首次打破“35岁门槛”的国考，本次招录将报考年龄上限放宽至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更是放宽至43周岁，这一政策调整不仅让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感受到制度温度，更在全社会引发了关于人才选拔、就业公平与职场观念的深度思考。

　　看似3岁的细微调整，背后是对人口结构变化、治理能力升级与社会公平诉求的精准回应，标志着我国公职人员招录进入“能力本位”的新阶段。

　　国考年龄限制的放宽，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逻辑。自1994年公务员招录确立“35岁以下”标准以来，这一界限逐渐固化为职场通用门槛，不仅限制了成熟人才的职业流动，更与当下社会发展态势脱节。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深、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推进，劳动力职业生命周期显著延长，35岁已不再是职业发展的“天花板”，而是经验与能力兼具的“黄金期”。

　　专家指出，受教育年限延长使许多人才步入职场时间推后，35岁左右往往刚积累起扎实的专业经验，此时的年龄限制无异于浪费人力资源。此次调整正是对这一现实的回应，既契合了人力资源开发规律，也让公职人员招录与社会职业周期预期重新对齐。

　　从人才选拔维度看，年龄放宽为公务员队伍注入了多元活力。35至38岁的职场群体，大多具备多年基层工作经验或专业领域积累，其沟通协调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经过了实践检验。吸纳这部分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能有效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专业性与实效性。尤其对于经济金融、基础设施、公共管理等需要实践经验的岗位，成熟人才的加入可降低培养成本，快速形成治理效能。而将应届硕博研究生年龄放宽至43岁，更体现了对高学历人才的包容——许多人工作后重返校园深造，既拥有学术素养又具备实践阅历，年龄放宽让他们得以将复合优势转化为公共服务能力。

　　这一政策的示范意义远超招录本身，为破解全社会“35岁焦虑”提供了关键突破口。长期以来，“35岁门槛”如同隐形壁垒，在体制内外形成就业歧视，让许多中青年陷入职业转型困境。国考作为全国关注度最高的招录考试，其政策调整具有极强的“风向标”作用。此前上海、四川等地已率先放宽公职类招录年龄，此次国考的制度化调整，进一步推动“能力本位”替代“年龄本位”。政府带头打破年龄限制，将引导企业重新审视人才价值，让成熟人才在更多领域获得公平竞争机会。这种观念革新，正是缓解职场焦虑、促进就业公平的核心所在。

　　然而，政策落地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需警惕“形式放宽、实质受限”的困境。不少35岁以上考生反映，备考需兼顾工作与家庭，精力分散且应试能力恢复周期长；部分人还担心中年入职后的体检标准、工龄衔接与晋升空间问题。这些担忧提醒我们，年龄放宽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公平需要配套制度支撑。一方面，需优化岗位设置，根据工作性质明确哪些岗位侧重经验积累、哪些倾向年轻活力，避免“一刀切”的招录条件；另一方面，应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将实践能力、专业素养等作为核心考核指标，让不同年龄段考生各展所长。

　　从长远来看，国考年龄调整的深层价值，在于推动人才选拔制度从“机会公平”向“发展公平”延伸。建议探索建立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晋升通道，让大龄人才凭借专业贡献获得职业发展，而非单纯比拼年龄资历；同时完善职业培训机制，帮助大龄入职者快速适应公职岗位要求。

　　更重要的是，要以此次政策调整为契机，推动全社会形成包容的用人文化，摒弃“唯年轻论”的刻板印象，让年龄回归人生坐标的本质，不再成为能力的标签。

　　国考年龄放宽的3岁，是制度进步的一大步。它不仅为无数“大龄考公人”打开了职业新窗口，更彰显了我国人才选拔的包容性与科学性。当38岁的职场骨干能凭借经验入围，43岁的高材生能依托学识竞岗，公务员队伍将实现“新鲜血液”与“成熟力量”的有机结合，为现代治理提供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而这一政策所释放的公平信号，终将穿透体制边界，重塑整个就业市场价值导向。期待随着配套制度的不断完善，“35岁焦虑”能真正成为历史，让每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劳动者，都能在合适的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这正是国考年龄放宽政策最珍贵的意义所在。（文/于江艳）